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发现了林彪、陈伯达的阴谋，但他并来直接揭破林彪，而是把矛头指向了陈伯达。8月31日。毛泽东在陈伯达整理的那份论述“天才”的语录上。写下了一大段批示。后来，又在这些批示的抄清件上加了一个标题《我的一点意见》。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揭露、批判了陈伯达的“天才论”。虽然当时毛泽东已经看出陈伯达鼓吹“天才论”，有林彪的背景，但他还是希望争取林彪和自己意见一致，因此，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写了这样的话：“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毛泽东在9月1日召开的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诜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作自我批评、检查。会上，毛泽东只点了陈伯达的名，要他作检查。毛泽东还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开会，听取他们的检查。毛泽东还提议，由林彪出面，对有关当事人进行批评。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时，毛泽东也让林彪主持会议。这些都说明，毛泽东是善意对待林彪的，他还是要保林彪的，他是给林彪一个下台的机会。

但林彪表面上服从毛泽东的决定，背后却指使叶群召集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到她那里开会，确定对策。叶群在会上说；要检讨，主要是吴法宪检讨；第一不要涉及林彪，第二不要涉及黄永胜，一定要把林彪、黄永胜保下来。

假检讨

庐山会议后，叶群回到北京。因为毛泽东要求他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检讨，叶群不得不于1970年10月13日给毛泽东送来书面检讨。叶群在这份书面检讨中写道：自己是上了陈伯达的当，对陈伯达的斗争“不够有力”，主席讲过，矛盾以揭露为好，不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掩盖矛盾是不符合辩证法的，由于自己没有提到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认识这个问题，总是以肤浅意见劝林彪同志不生气、和稀泥，力求息事宁人，结果帮了倒忙。在那天到会时，刚好接到办事组同志寄给我的一份论天才的语录，在发言时为了省事，部分地引用了几句。自己虽然没有参加搞那个语录，但自己的嗅觉不灵，不加分析地引用了它，上了当。自己在会上也讲了天才问题，本来不准备发言，后来听其他同志发了言，又听说会议快要转到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自己也憋不住了，也讲了这个问题。由于情况没有核实清楚，误以为主席思想的贯彻受到阻碍，发言时很激动。自己的动机是出于对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热爱，但效果是很不好的。

很明显，叶群的这个检讨，说的是假话，她企图用这些轻描淡写的假话，欺骗毛泽东。

毛泽东虽然看穿了叶群的检讨言不由衷，但仍然对她采取批评帮助的态度。10月15日，毛泽东在这份检讨书上批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了。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呢?”“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直接地利用材料，所以不必加以分析。材料是一种，无论谁搞的都是一样。难道别人搞的就不算上当吗?”“斗争过吗?在思想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毛泽东还充满善意地批道：“不上当是不会转过来的，所以上当是好事。陈伯达是一个十分可疑的人。”“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共产党人不读一点马、列，怎么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担负高级职务的人。”“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是上当者都适用。”最后，毛泽东把叶群的这份检讨书和他写的批示，批给了林彪、周恩来、康生及其他有关同志阅。

毛泽东的批示传下来后，叶群自知毛泽东发现了自己的检讨是假的，不得不于1971年4月又写了一个自我批评材料。但在这份材料中，叶群仍然推卸责任，轻描淡写。此外，她还和黄永胜一起，在军委办事组搞掩盖，几个月不批陈，也不传达庐山会议情况，而林彪本人则一句检讨的话也不说，也不参加批陈整风汇报会。毛泽东发现了这一问题，认定：“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

北戴河末日

1971年3月29日，毛泽东派周恩来、黄永胜、军委办事组的一些人去北戴河，让他们向林彪汇报毛泽东关于揭批陈伯达的一系列指示，同时也向林彪谈中央准备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情况。毛泽东在周恩来等人行前，特意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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