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有凑巧，没过几天，林彪办公室收到了来自武汉的一名中学教师写的“关于揭发贺龙在抗战前叛党的罪恶活动”的信。叶群感到，这是进一步整贺龙的天赐良机。原来，武汉这位中学教师看到了一份1934年国民党对江西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时，国民党蒋介石派一个与贺龙早年认识的特工人员熊贡卿到根据地拉拢贺龙“投降”的材料，也不更深入地了解历史真实情况，就主观臆断地向中央军委办公室写了一封揭发贺龙的信。这封信后来转到了叶群的手里。而历史上的真实情况是那个姓熊的到了根据地说明来意后，贺龙大怒，立即命令手下人把这个国民党的说客给枪毙了，以此表明自己革命的坚定性。但叶群却不管那么多，她接到信后，认定这封信的价值就是可以整贺龙。于是，她把这封信转给了林彪，林彪则很快就转给了毛泽东。

林彪和叶群处心积虑地陷害贺龙的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时，红卫兵、尤其是高校的红卫兵贴的大字报、大标语相当多。1966年7月，北京大学团委的一位干部，在北京大学校园内贴出一张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揭发贺龙所谓“搞兵变”的问题。

事情本是这样的：1966年2月，北京卫戍区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商量，要借一些房子，部队临时使用。这本来是正常的工作交往，却被这位北京大学的团委干部说成是贺龙要派兵进入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镇压学生运动，然后进攻中南海，抓毛主席和林彪，搞兵变。林彪、叶群认定这又是整贺龙的一个机会。他们听说后，立即派人到北京大学把这张大字报抄下来，然后又搜集了一些北京大学的所谓“反响”，写成材料，一起转交给康生。康生指使他手下的人搞出了一个有关材料，报送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叶群看到这个材料，心中大喜，认为这是搞倒贺龙的有力武器，立即提出意见，由林彪将这个材料报送给毛泽东。

林彪连续向毛泽东转了诬陷贺龙的几个材料，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在一时搞不清事情真相的情况下，毛泽东听信了林彪的一面之词，对贺龙的信任发生了动摇。他指示：让康生、江青等调查贺龙的问题。

毛泽东做出调查贺龙的所谓“问题”的指示后，康生、江青立即组成调查专案小组，专门搜集、整理贺龙的材料。

“文化大革命”初期，当红卫兵抄了贺龙的家，贺龙已经无家可归时，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安排贺龙到中央第六招待所“避难”。可是，不久，贺龙住在第六招待所的情况，就被叶群、江青、康生等人知道了，他们告诉红卫兵，到第六招待所去揪斗贺龙。此后，红卫兵开始冲击第六招待所，叫喊着要揪出贺龙。鉴于这一情况，周恩来又把贺龙夫妇接到自己家里来住。贺龙夫妇在周恩来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后，中南海的造反派也分成了两派，其中一派造反组织得知贺龙在周恩来家里，就提出要周恩来交出贺龙。无法，周恩来只好把贺龙送到西山一处住所保护起来。在那里，贺龙的生活待遇也比较好。

当毛泽东对贺龙的信任发生动摇、指示要调查贺龙的问题时，叶群就与江青、康生联合起来，要求周恩来把贺龙交给他们，并背着周恩来，找到了贺龙住的地方。他们强行撤换了贺龙住地的警卫和工作人员，另外换上了他们自己的人，把贺龙看管起来，这样，对贺龙，就由保护变成了“监护”。

贺龙被“监护”的日子，是十分难过的。他的自由受到了限制，他不能走远，只能在屋子及周围很小的地方活动，贺龙与外界的消息被封锁了，他看不到报纸，也看不到文件。给贺龙夫妇的生活标准也大大降低，连正常的换衣服、洗漱都十分困难。

尽管叶群等人查不出贺龙有任何反党和叛党的证据，尽管他们的诬陷材料漏洞百出，但他们还是强行给贺龙定上了“搞二月兵变”、“接受国民党策反”、“想叛变”等罪名，并且最后硬性给贺龙“定案”。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在北京召开。会上，林彪被选为党的唯一的副主席，并且在党章中写上了林彪是毛主席的战友和接班人的话。而受他们陷害的贺龙则没有选为中央委员，很明显，贺龙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已经被拿掉了。

此时，贺龙还不知道叶群、江青、康生等人在1968年5月在人民大会堂已给他定了案，但一向很敏感的贺龙从断断续续知道的九大情况来分析，从林彪、江青等人的亲信骨干对自己的态度中分析，认定自己已经被陷害了，他们是要把自己置于死地。

对于死，从枪林弹雨里闯过来的贺龙并不害怕，但对于自己被冤枉，他格外痛心。尤其是，他看到林彪、江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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