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晚，贺龙病情加重。他的呼吸为每分钟28次。到9日凌晨，每分钟呼吸达45次。

拖到6月9日上午8点55分，专案组请示黄永胜同意后，才将贺龙送入301医院14痫室“抢救”。“抢救”前，他们还召集医生开会，做出“指示”：“病人到医院后，有几个医生抢救治疗就行了。不要从各部找那么多人去。”医院执行了这个指示，根本达不到抢救的目的，实际上，贺龙是在缺少医护人员的情况下被“抢救”的。1969年6月9日下午3点，共和国元帅贺龙含冤去世。

从林彪代表到政治局委员

“文化大革命”起来后，林彪成了党内二号人物，在党的九大上，又被确定为接班人而写入党章。这样，林彪在党内的地位和实际权力都有很大提高，叶群这个“林办主任”的实际权力更大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是，林彪身体不好，除了在天安门参加重要活动外，一般不露面。但林彪又需要参与一些重大事情，怎么办?林彪的办法，就是让叶群当他的代表。军委讨论重要问题，林彪自己不参加，让叶群代表他参加。“文化大革命”中，中央的主要任务是搞“文化大革命”，中央成立了一个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决文革小组经常开碰头会，决定重大问题。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的，除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外，周恩来、林彪都是应该参加者，毛泽东有时也参加会议。但是，林彪却不亲自出席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而是让叶群代表他参加。

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到有红卫兵、造反派来提出要求，或者有军队干部请示重大问题，需要找林彪，要求林彪出面接待，林彪从不出面，而是让叶群代表他出面接待。叶群在出面接待时，伶牙俐齿，帮助林彪应付了许多较大较复杂的事情。可以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叶群成了林彪的代表。

随着这种特殊地位的形成，叶群的野心也膨胀起来，她不仅要帮助林彪巩固已经谋取到的地位和权力，而且她还要帮助林彪谋取到更大的权力。只有这样，她自己的权力才会越来越大。

由于叶群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出了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并且有实际行动，加上她的林彪代表的特殊的实际地位，毛泽东也不能不对她重视了。

196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九大，叶群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后，她又当上了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叶群这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很特殊，她的实际工作，主要是“林办主任”，她实际上是作为林彪的代表而进入中央政治局的。她的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的职务，则是实的。实际上，她在军委委员会议上，在军委办事组会议上，是代表林彪参加的，等于由她来主持这两个部门的工作。凡是开会，都是先由她传达林彪的指示，然后由她提出落实林彪指示的具体意见。她是这两个部门的实际领导人。

把陈伯达拉过来

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了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而这两个集团之间，也发生了矛盾。他们都在争夺自己的权力、自己的人。此时，叶群把目光投向了陈伯达。因为她看出，陈伯达与江青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

中央文革成立不久，身为中央文革组长的陈伯达就陷入了孤立状态。这是为什么?首先是陈伯达拉进中央文革的那几个人，也都是有点政治野心的人物，他们早就看出来江青不光身份特殊(毛泽东的夫人)，地位特殊(实际主政的中央文革副组长)，而且看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能够呼风唤雨，是因为她确实有一些能量的，而且他们也看出，陈伯达是个书呆子，在政治上虽然也在观察、投机，但经常搞错了方向，闹出笑话。因此，这几个人认定，只有投靠江青，自己才能日后飞黄腾达，他们便都主动去投靠江青。更主要的原因是陈伯达拉进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先后都翻了船。在武汉“七二零”事件之后，王力、关锋、戚本禹闹得太凶了，又要“揪军内一小撮”，又要夺外交部的权。结果，闹得天怒人怨，最后自己倒了台。毛泽东亲自决定，先后把王力、关锋、戚本禹抓起来，清除出中央文革小组。这样一来，陈伯达拉进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几乎光了。不仅如此，江青还抓住王、关、戚的问题向陈伯达发难，提出要追究陈伯达的责任。还是毛泽东挡了一下，加上陈伯达也赶紧把责任都推到王、关、戚身上，还在批斗王、关、戚的会上发言时对这三个人说了很激烈的话，才算勉强没事。

陈伯达拉进中央文革的亲信一个一个出问题，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却成了“阿斗”“刘盆子”。那时，江青经常当面讽刺陈伯达是“刘盆子”，陈伯达自己也半承认半解嘲地说自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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