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精华》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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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的夏天，笔者为自编的集子写了个长篇《后记》，介绍了一些诉讼的庭外资料，其中涉及李作鹏案，我讲的是——

对于李作鹏一案，倒有两点可说：第一，人们都说，那时的辩词都是上面定的，律师念念而已。这话，出之于估计，有对的一面，但也绝非全对。关于李案，辩词中有两点是我顽强地坚持下来的。一是律师认为“庭审活动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不是多余的废话。在我看来，庭审活动是否合法，律师有责任发表见解并请求法庭予以确认，从而加强律师制度对于审判活动应有的广泛性的监督作用。二是对于李案的判处应考虑他“早年革命的历史”。辩词中的这点意思表达得极其委婉，反映着当时意见的不一。我至今认为，对林、江“两案”中的五位武将的罪过，如能考虑到各人的历史因素，会判得更为公允。作为律师，似乎应把这层意思说到。

第二，案结后，我与苏惠渔教授再次会见李作鹏，征询他的意见。他微笑着，把手从棉衣袖筒里利索地抽了出来，说了这么一句：“你们的辩护，好比敲小鼓，可只是敲了个边儿，没敲到中心点上。”“呵，敲边鼓!能不能说具体点?”——我问道。这位年轻时专事破译密码的行家，脑子的确转得快，他并不正面回答，有点漫不经心地说：“不怪你们!”他不直说，倒使我联想到一曲著名的山西民乐——“滚核桃”。乐手们把鼓槌扬起，击打得有声有色，但却始终在鼓的边缘处流动，并不触及核心，闭目静听，宛如许多核桃在滚动。难道这是他对律师工作的刻画?难道我们在滚核桃?心里很不自在，一时却又无言以对。临到谈话结束行将道别时，他冒出了一句：“写了首诗给你。”我有点情急，想马上看，不料他却告诉我：“二十年后给你!”我无可奈何地答复他：“那好，我等二十年。”

几年前就听人说，李已经被释放，在安度晚年。他那首写给律师的诗作却还没见到，我一定等到2001年!

待到2001年春节刚过，是整整20年之后，探听到李作鹏安居太原。于是请托在山西有知交的一位作家代为打探。那人很热心，很快传来消息：“据作协同志说，前两年还见过他，近年不见，听说回北京了。”几经辗转，解放军总后的一位同志通过我们事务所主任吴以钢律师告诉我：“李作鹏在北京，很少见人，愿不愿意同你联系，得问问他的意见。”两天后，传来李的电话号码，总后的那位同志说：李愿意见。我当天就与李作鹏通了话，表示想去看他。从声音里能听出他挺高兴。只是说：“五一前后，孩子们都回来，人多，家里乱。”于是相约五一节后见面。通话中没说起写给我的诗。

5月16日，恰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的25周年，当时却没想到。那天，风沙狂袭京城，行路极难；早几天约定的时间，又不想再改，于是商请傅可心律师驾车做伴，准时于上午10时到达李作鹏在京郊的新居。门启处，他和夫人已在门口。他左手握着一卷纸，挥动右臂，连声说：“欢迎!欢迎!”一边把我们让进客厅，一边说：“这些年，我不见人，你是例外!”我觉出了这话的分量，同时忙把傅律师介绍给他。他依然很爽快，应道：“好呵，你们一块的，欢迎!”底气很足的声音，加深着我们入门时的第一眼印象：20年前的囚徒晦气尽扫，依旧一派军人举止。不知他是怎样度过了那漫长的铁窗生涯。

坐定，他说：“20年了，你还记得我，想到我，真的很感激!”不等我开口，董夫人跟着发挥了一句：“可得谢谢你为他作了辩护。那年头，谁还会替他说话?”我理解夫人的心意，但仍然有一点莫名的不自在，一时又不知该如何答对。李接过话头，使劲拍击着我的左腿，大声地说：“是得谢谢你哟!两条大罪，给我抹掉了。”我说：“讲谢，可不敢当!”他站了起来，竟又重复着20年前对我说的一句话：“不能怪你!”同时就把手握着的那个纸卷递给了我：“当年写给你的诗。”真的是心有灵犀!他还记得这首诗，并且不忘20年前的诗约，料到我为索诗而来。我顿时兴奋起来，忙说道：“等了20年，太好了，真的想看看。”随即舒展开那薄薄的纸卷，是张打字纸，大号仿宋体，逐字看去，写的是——

评律师

1980年于复兴医院

李作鹏(签名是手写体)

尊敬公正人，天知无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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