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庭庭长伍修权将军在军中曾是李的直接上级，对他深有了解，也猜不出他会写些什么东西，又担心他在法庭上不顾三七二十一地扯出不好收场的问题，于是要求律师“再去见见，摸清底数”。我和苏惠渔都没有抗不执行的能力，在我甚至连“抗”的愿望都没有。我们次日就到了复兴医院，李作鹏因病在那里治疗，其实无非是换了个关押环境，依然是囚徒待遇。我们去会见，“两案办”的一个电话通知，就完成了通常需要的手续。

会见的气氛是轻松的。先是言不及义地问了他的近况，而后再次交代了特别法庭的审理程序，扼要说明了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包括“最后陈述”权。他听完就来了一句：“我写了份最后陈述。”我们正专注地听着，他却拐了个弯，似乎是漫不经心地说道：“缝到棉袄里了。”随着用手捂了捂厚厚的棉衣，又跟了一句：“谁也拿不走!”这句“谁也拿不走”仿佛是有的放矢，我与惠渔交换了一下眼神，心想：要是他竟能料到我们此次来见的目的，他可太“鬼”了。此情此景，我们的嘴让他堵得严严实实，还能再说什么?看来只好草草收兵，无可奈何地告别了。

回来复命，法官们也只好静待李作鹏发出他的书面陈词再作理论。

这是我律师生涯中的一个败笔。

奉法庭之命，意图从被告人手上取得他视为隐密的自辩材料，上交法官，便利他们预筹对付之策，这么干，还有什么公正与道义，律师的良知又在哪里?还侈谈什么维护当事人的权利和利益?更何况这是中匡律师在制度复兴之初，在全世界面前的第一次公开亮相!日后每一忆及这段史实，就会感到有愧于后来者。

李作鹏本人在他作最后陈述中的表现，弥补了我这个辩护律师当年的不足。他自始至终念着他写的《最后陈述》。主持审判的伍修权庭长不止一次地提出建议：“你身体不好，是不是不念了，把写好的材料交上来，我们同样会加以考虑。”而李每次的回答都是：“我能念完，我要念!”其间他也确曾犯病，当庭输氧、服药，而在稍缓之后，就又逐字逐句地念了下去，直止终结。伍修权庭长不是科班审判长，但他耐心地让被告人把话说完说满的审判作风，让人钦佩。至于李，人们会视他为“法盲”，可是，他知道该如何维护自己的诉讼权利，寸步不让。这一层能够做到，也属不易。

这段史实发生、发展的全过程，那天没有说起。他一直没有明说他对那场审判的意见，却又换了个话题：“给你个材料看看，是一个专门机构交给我‘参考’的。他们正在研究林的问题。”说着转身回到内室取来，厚厚一卷，用袋子装着。我没打开，在想：他哪里像是88岁老翁。我情不自禁说了一句：“真没想到，蹲了那么多年大狱，你身体还这么好!”他听得得意，边笑边说：

“给你讲个故事——关了一阵子以后，有一天，饭送来了，我一下子把饭桌掀翻，冲他们吼了起来：‘没肉不吃!老子要吃肉!’后来听说，毛作了三点批示：‘我们现在有条件给他们吃好些。他们：有资格吃好些。我们应该让他们吃得好些。’最高指示一出，伙食立刻改善。有了肉，我又提出要喝牛奶，接下来，又要水果。这么一弄，比我在家里吃得还好，身体自然结实了。”

讲时，他一直流露着孩童特有的调皮情态。我和小傅听得津津有味，笑着送了他一句：“欺软怕硬，狱中居然也这样。”董夫人这时发话了，说李虽然没受罪，她却吃苦了，身体比李还差。董夫人是当年的红小鬼，因李作鹏案受到关押审查。

我对董夫人当年的入狱种种，一无所知，只好宽慰她说：“牵扯的人很多，问题又复杂，一时怕不易清。”她说：“只要有口气，我就要申诉!到时候，请你来为我辩护。”我虽知渺茫，却未犹豫，应道：“好!责无旁贷。”李作鹏对夫人似有歉意，轻声说道：“把她也弄起来，毫无道理，把身体也搞垮了。”跟着又指指一直立在旁边的女儿，“孩子也受牵连。早早就退休了，陪着我们，照顾我们的生活。”

我也不知道他女儿往昔的工作和目前的生活，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假如李作鹏那一度显赫的军阶官职不变，他的子女，或任高官，或充富豪，自在当今权贵们的情理之中。不过，我想，作一个普通公民，与人无争，与事不争，退离岗位，行行孝道，也没什么不好。我至今犹记两年前她为我们开门时的那种浅浅的、真诚的微笑。她在大家整整一个小时漫谈中，始终一语不发地在案头立着，看去心态平和，显出很有教养。

拉拉杂杂的记下20年前这段经历中的琐琐碎碎，回顾走过的路，途中的坎坎坷坷，出自十分复杂的客观情势，任何个人恐怕对它都无能为力；但走得歪歪扭扭，那就只能怨一己的无能，这怪不上谁!诚然，时间证明：我们迈出了步子，在我，也做了；然而无情的历史终将记下，由于我缺乏求是的智能与勇气，是故不可能做得合于自己的使命，那歪歪扭扭的步子不会合乎时代的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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