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说过:“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则发出“长征是军事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的由衷赞叹。值得注意的是，“军事史上独一无二”的长征开始后，由于险恶的军事环境和长途转战，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由中共中央主办的机关刊物《斗争》、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办的机关报《红色中华》报，先后停办，《红星》报成为当时我党我军主办的唯一能正面宣传报道长征、记载长征历史的原始报刊。在此情况下，作为独家记载长征历史的唯一原始报纸，《红星》报从1934年10月20日至1935年8月，特意出版长征专号28期，对长征中有关重要历史，做出弥足珍贵的原始记载。

红军1935年1月1日至3日突破乌江天险，是长征中的一次重要战役，1月15日出版的《红星》报长征专号，对突破乌江天险战斗做出三个层面的纵深报道:第一个层面是在《伟大的开始――1935年的第一个战斗》这篇“前线通讯”中，详细报道红军强渡乌江的作战经过。第二个层面是总结出这次战斗的三点成功经验:一是战斗动员充分，提高了全体战士的战斗情绪。二是干部以身作则，一营营长罗有保、三连连长毛正华等干部率先过江，首先驱逐对岸敌人。三是火力能和运动配合，轻机枪炸弹能适当使用。第三个层面是刊登《军委奖励乌江战斗中的英雄》名单，对强渡乌江战斗的英雄罗有保、王海云、钟锦文、江大标等20多名干部和战士登报予以表彰，以此激励全体红军官兵继续英勇作战。

又如，红军取得抢渡大渡河胜利后，1935年5月30日出版的《红星》报长征专号第18期，用《我们已经胜利的渡过了大渡河――四个团的英勇战绩》的大标题，分别报道了红一团、红三团、红四团、红五团抢渡大渡河的主要战斗经过。在《十七个抢渡的英雄》的报道中写到，红一团是“此次担任经冕宁到大渡河的先遣团，他们自接到任务后，不顾任何疲劳与困难，每天总以最强的速度赶路，临到河边的前一夜，更以一百二十里的急行军，进行夜袭敌人，占领了渡口，夺取了船只，取得了渡河重要条件。”对红军其他3个团在抢渡大渡河战斗中，分别出色完成各自承担的军事任务及取得的战绩，《红星》报也作出相应报道。

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是长征中具有重大政治和军事意义的事件。《红星》报从长征专号第20期到第26期，连续7期用大量篇幅，为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营造团结的舆论氛围。两支部队会师前《红星》报长征专号第20期就发出号召，要求红一方面军“各级政治机关即行准备与会合时的联欢晚会”。为加深两支部队广大指战员相互了解和团结，长征专号第22期专门同时开辟“学习红四方面军以少胜多的顽强战斗精神！”和“发扬红一方面军机动灵活猛打猛追的特长！”，两个相辅相成的对等专栏，对两支红军主力部队各自辉煌历史做出介绍。该期报纸还刊登《一片阶级友爱的热忱》一文，报道了红一方面军为慰劳红四方面军慷慨解囊、积极捐款捐物的典型事例。接下来长征专号第26期，又发表《兄弟的友爱，阶级的团结》一文，报道红四方面军“热烈的慰劳”红一方面军情况。在做出上述两方面相互对应的报道后，《红星》报发表评论指出:“这是阶级友爱的热情，这是阶级团结的精神，这是我们的力量，我们野战军(指红一方面军，引者注)和四方面军的同志将依靠着这种力量很有配合的作战，不断的取得伟大的胜利。”上述宣传报道为促进两支红军部队会师后加强团结，无疑起了很好的作用。

红军长征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特别是长征途经的许多地方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因此《红星》报十分重视宣传红军的群众纪律以及民族政策，以此密切军民关系、加强军民团结。红军取得遵义战役胜利后，遵义地区仁怀县群众掀起拥护和慰劳红军的拥军热潮，《红星》报发表《仁怀工农慰劳红军》一文，就此做出如下原始记载:“我红军进到仁怀县城时，仁怀的劳苦群众派了代表五十余人，其中一半是工人，抬了肥猪三只、茅台酒一大坛，送到总政治部慰劳红军。”面对仁怀县群众主动前来慰劳红军的热情，红军“总政治部派了代表答谢了他们的慰劳，并详细说明红军的主张，随即把肥猪烧酒连同打土豪打来的东西，分给当地群众，并且抚恤被国民党飞机轰炸的人民，欢声雷动，盛极一时。”红军进入湖南及云贵川边界地区后，《红星》报及时发表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瑶苗民族工作的原则指示》。随后红军进入四川凉山彝民聚居区后，《红星》报又发表《注意争取彝民的工作》的社论，号召各部队“百倍努力争取彝民的工作，采用各种方法找寻他们的线索，与他们发生紧密的关系，抓住他们反军阀的热情，组织彝民游击队，团结他们在我们周围。”并要求每个战士送一件礼物给彝民，每个连队要主动开展与驻地彝民的联欢活动。

长征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这次战略转移的落脚点在哪里？客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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