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精华》2009年第11期

提起“王、关、戚”,年龄小的可能不知道,但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那一代人,对他们却是记忆深刻。他们分别是王力、关锋和戚本禹。他们的成名,与当时中共中央主办的一份政治理论性刊物——《红旗》杂志有着密切的联系。

文革时期是《红旗》的辉煌时期,尤其是文革初期,一篇《红旗》杂志的社论、编辑部文章或评论员文章,就可能改变当时政治的风向。而当时的《红旗》,虽然仍由陈伯达担任总编辑,但实际上主持工作的却是王力、关锋和戚本禹3个副总编辑。他们3人在没有进入《红旗》杂志社之前,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在进入《红旗》之后却都成为当时政治上的“名人”,而且都被定为“中央文革小组”组员,备受毛泽东的赏识和器重,成为中共中央的“秀才”,毛泽东的“笔杆子”。从这一层面上,我们可以说《红旗》杂志为他们3人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大有作为”的政治平台,他们是《红旗》的“宠儿”,《红旗》的“红人”,“《红旗》之星”。

一

他们3人当中,王力在《红旗》的资历要比关锋早,而关锋又比戚本禹早。王力是《红旗》杂志创刊时毛泽东亲自选定的第一任编委,对此他颇为自豪和得意,称编委名单是“毛主席一个一个拟定的”。

王力是江苏淮安县人,原名王光宾,早期曾用笔名“王力”,写了一本描述农村土地问题的小说《晴天》,“各根据地都翻印了这本书,毛主席也看到了”,得到了毛泽东和康生的赏识。而据王力自称,他“直接接触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是从1957年开始的”,“在1957年写了几篇重要的文章,受到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欣赏”,还“参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那篇文章的整理和发表的工作”,“1958年创办《红旗》杂志,毛主席同王稼祥等同志商定要王力参加创办《红旗》,作为主管国际问题的编委”。

王力还说,“后来(引者注:担任《红旗》杂志编委后)实际上我的工作既不在中联部,也不在《红旗》,而是钓鱼台。钓鱼台盖起来不久,就开了一个八号楼住秀才班子。毛泽东、常委、书记处直接抓这个班子,为他们起草国际国内的重要文件”。“这个班子是从同苏联打交道开始。赫鲁晓夫变脸了,毛泽东抵制了他的‘对表’。中国要独立自主,决不能屈从苏联的指挥棒。这场斗争已经不可避免。钓鱼台是1959年盖起来的。1960年2月,我跟康生去莫斯科参加华沙条约国会议。因为王稼祥病了,康生是临时决定去的。这是中苏第一次公开冲突。接着就是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我是十下莫斯科,10次跟苏联人打交道,有9次都有康生,康生只有一次裁军会议没有去,10次都有我。”据称,对此,“平日不愿意送字给人的陈伯达,曾亲笔给王力写过一副对子:‘十下莫斯科,稳坐钓鱼台’。”而且从1960年起,王力就被授命可以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1963年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1964年起又被授命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对于王力能够在不是很长的时间内就得到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重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种是认为王力的受重用“全赖康生的提拔和举荐”;另一种则是王力全然否定第一种说法。对于王力的辩驳,个中缘由是复杂的。除了王力自己的才干和相当强的政治头脑外,时运也是非常重要的。毕竟因为一篇文章得到最高领导人赏识而受到重用的“笔杆子”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但是反过来,如果没有某位领导人的推荐,要想在短时间内就“出名”,也是比较困难的。

担任《红旗》编委后的王力,在《红旗》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国际问题的评论文章,其中以他和乔冠华、姚溱联合署名“于兆力”的文章居多。“于”指的是乔冠华,“乔冠华过去在重庆时用过笔名‘于怀’”,“‘兆’则是‘姚’的偏旁(引者注:应为左边),三人的姓名合成了‘于兆力’”。李连庆在为乔冠华写的传记《外交英才乔冠华》中写道:“50年代末,中共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应毛泽东倡议问世。该刊的国际述评初时就由乔冠华参与执笔,署名‘于兆力’。……‘于兆力’的文章曾受到国际、国内的广泛重视。美国国务院曾把‘于兆力’的重要文章编印成蓝皮书,其权威性可见一斑。”至于署名“于兆力”的文章究竟是谁写得比较多,叶永烈在其著作中指出:“三人只合作写了一篇。此后署‘于兆力’的文章,是王力一人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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