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2月6日,戚本禹在《红旗》第13期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以不点名的方式批判了翦伯赞的“历史主义”,成为《红旗》响应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第一篇文章。对此,毛泽东12月21日在杭州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5人的谈话中曾提到,“戚本禹的文章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三

1966年后,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相继成为《红旗》副总编辑、“中央文革小组”的组员,开始踏入他们人生的最高点。陶铸、刘志坚被打倒后,王力被任命为中央宣传组组长,关锋成为总政副主任、“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并受林彪委托兼管《解放军报》,而戚本禹则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还担任毛泽东、江青的秘书。他们3人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后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文章,为文革的发动和开展作了大量的舆论宣传。

1966年3月24日,戚本禹等3人在《红旗》第4期发表了点名批判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4月5日,关锋、林杰两人在《红旗》第5期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一文。5月11日,戚本禹又在《红旗》第7期发表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10月1日,《红旗》第13期发表由陈伯达、王力和关锋起草的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第一次公开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概念,首次公开号召“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2月13日,《红旗》第15期又刊登了王力等3人合写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戚本禹等3人写的《反共知识分子翦伯赞的真面目》两篇文章。

1967年1月16日,《红旗》第2期发表了一篇由王力和关锋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该文是根据毛泽东关于夺权的讲话写成的,“是第一次公开号召夺权的文章”。它不仅介绍了上海夺权的经验,还主张将其推向全国,号召全国向上海学习。它标志着文革开始进入“全面夺权”阶段。

2月3日,《红旗》第3期再次发表了由王力和关锋起草的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将“全面夺权”斗争进一步纲领化、系统化。该社论是王力、关锋按照毛泽东关于“光有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不够,光号召夺权还不够,还要有纲领性的东西”这一指示写成的。王力称,“这篇文章很重要,不能仅仅看成一篇文章,而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上一个转折点,一个新阶段,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是决定性的纲领性的文件”。社论在肯定上海夺权的基础上,规定了夺权的性质和目标,并列举了一系列有关夺权的经验,其中包括“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重视革命干部在夺权斗争中的作用”、“打碎旧东西,创立新形式”以及“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等。另外,社论还提到了在夺权过程中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组织形式。

而3月30日《红旗》第5期发表的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则正式拉开了“打倒刘少奇”的序幕。戚文借批判影片《清宫秘史》,首次在中共中央报刊上公开批判所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文革中独有的不点名却人所共知的方式对刘少奇展开了一系列的攻击,它标志着文革进入了新一轮的“革命大批判”、“斗、批、改”阶段。王力称:“文章是毛主席直接要戚本禹写的,没有拿到中央文革。当时我主管宣传,没同我商量。毛主席定了以后才交给我广播的。”

可见,1967年上半年是王力、关锋和戚本禹3人的最辉煌时期,但是下半年发生的“王、关、戚事件”却使他们的人生由顶点降到底点,受到“隔离审查”,政治生命也随之结束。而“王、关、戚”事件的发生,使《红旗》在1967年11月23日第16期到1968年7月1日第1期,这7个月期间没有发表任何文章,实际上已经处于停刊的状况,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王、关、戚”与《红旗》的关系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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