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叶永烈在采访关锋问及他是怎样引起毛泽东注意、得到毛泽东垂青这一问题时,关锋称,“那是连他自己都未曾想到的”,“那时,关锋常喜欢写点杂文、杂谈之类,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有一回,关锋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一文,文末提及‘中国哲学史应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不料,每日翻阅各报的毛泽东,竟很仔细看了此文,毛泽东为关锋的文章写下一段批示。由此,关锋声誉鹊起”。“不久,关锋出任《红旗》常务编委”,并担任《红旗》哲史组组长。其间,关锋在《红旗》上也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如《抓住时代的精神》(1958年第12期)、《论对立面的同一》(1960年第15期)、《调查研究的态度》(1961年第5期)、《真理的全面型》(1961年第21、22合期)、《利害篇》(1962年第13期)、《哲学研究要面向当前革命斗争》(1964年第4期)、《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读王杰同志的日记》(1965年第12期)等。

相比之下,戚本禹进入《红旗》要远远晚于王力和关锋,1965年下半年他才被调入《红旗》担任历史组组长,但是“据关锋说,‘王、关、戚’实际上应是‘戚、王、关’。戚本禹虽是3人中职务最低,资历最浅,但是,他担任了毛泽东、江青的秘书。当时,就连陈伯达、康生要见毛泽东,都要通过戚本禹”,可见戚本禹的确是一个不容小看的人物。当然,戚的发迹同毛泽东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戚本禹,祖籍山东威海,1931年出生于上海,“在上海读了小学、中学,直至高中”,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被选入中南海做机要工作”,后“到中央团校去学习”,“因为他文笔很好,在中央团校学习结束后,他被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看中,选他当自己的助手,做资料整理工作。后来,田家英又推荐他去了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任科长”。1957年、1958年间中南海发生的“八司马事件”,使毛泽东知道了戚本禹这个人。

所谓“八司马事件”,指的就是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整风运动期间,林克、戚本禹等8位年轻干部“向上级反映了中央政治秘书室存在的一些问题,引起了当时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不满”。戚本禹曾回忆说,“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人都认为青年人批评中央办公厅领导是反党,唯有毛泽东说,青年人可以批评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如果这就叫反党,那么我也反党,我愿意同他们一起挨板子”。对此,容全堂在《中南海“黑旗事件”》一文中辩证到,戚本禹等8人对中央办公厅秘书室负责人何载的批评,“不仅无限上纲上线,而且坚持要把何载定为右派分子”,说何载是“‘黑旗’代表人物”,在1958年4月召开的秘书室工作人员会议上,他们“不承认错误,认为领导上压制批评,反对‘左派’,扶助右派”。但是毛泽东的立场却是站在戚的一边,他在3月成都会议期间得知此事后,说:“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唐肃宗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王叔文等8个人实行变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击,被罢官、撤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戚本禹这些人因为对中央办公厅和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右倾错误有看法,提了一些批评,就要把人家打成‘反党’,简直是岂有此理!依我看,中直党委应该撤销,政治秘书室也要撤销,真正受到处分的不是林克、戚本禹这些人,而是整他们的人!”

1962年戚本禹又一次因给领导提意见而“挨整”,这次又是毛泽东授意田家英负责细查,“经查,戚本禹确实是冤枉的”。

1963年,戚本禹发表在《历史研究》第4期的一篇题为《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的文章,再次引起毛泽东的关注。戚本禹在文章中不但“提出了否定李秀成的观点”,而且还“把太平天国著名将领李秀成说成是太平天国的叛徒”。戚的这一观点遭到当时学术界的反对和批评。但是,毛泽东看后,却“表示赞成戚本禹的观点,并在文章旁边批了16个字否定李秀成:‘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对此,徐思彦在其文章《从戚本禹批李秀成说起》中提到,“江青代表毛泽东约见戚本禹。她对戚本禹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主席看了,表扬了你,说你给党立了一功。因为你的文章里提到了叛徒问题,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解决,你的文章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主席表扬了你。你要继续写下去,写完以后,你可以请教康(生)老在钓鱼台九评的班子,他们会给你出主意。”此后,戚本禹接连写了一系列批判李秀成的文章,紧紧抓住叛徒这一问题,上纲上线,而他本人也就此“出名”,得到毛泽东的赏识和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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