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钓鱼台写作班子成员之一,王力还参与起草了一系列论战文章(包括中苏论战期间的“九评”)和中共领导人的报告、文件。王力说,“引起苏共抗议的3篇文章,主要是《列宁主义万岁》。《列宁主义万岁》是陈伯达主稿,我和朱庭光协助的”;“1963年4月开始在杭州起草‘二十五条’(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建议),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协助主席的有陈伯达、王力、范若愚”;“赫鲁晓夫下台后我们发表一篇文章:《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这篇文章是我写的,那时写国际文章主要是我,秀才班子已没有了”。他还强调,“毛主席和其他常委和书记处的同志经常直接布置王力的工作。过去搞人民公社六十条,一搞就是半年。以后还参加搞工业七十条”,“还到杭州参加协助毛主席起草农村十条(即‘前十条’)。以后又协助毛主席起草二十三条”;“此外,周总理的每次重要报告,包括政府工作报告,王力也都参加起草”。王力以上所提到的文章都相继在《红旗》杂志上发表。

但是,使王力在中共领导最高层里真正出名的,却是由他执笔的以林彪的名义发表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据称,当时中共中央“让康生当这篇文章的组织者和审稿人”,“康生在选执笔人时,选择了王力”。文章发表在1965年9月3日《红旗》第19期,其重要性在于它首次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意义”这一概念,强调毛泽东思想具有普遍的国际指导意义。文章称:“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经过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的检验,证明是符合人民战争的客观规律,是无往而不胜的。它不仅适用于中国,而且是对世界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贡献”;“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对于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不但是中国革命的产物,而且带有时代的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新经验不断证明,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的国际意义。”此文得到毛泽东和林彪的赏识:在文章修改过程中,林彪就“让康生约王力到他住的地方来面谈一次”,“林彪亲自接见了他,与他谈了很长时间”,在“问了王力的一些基本情况后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你要继续努力,好好工作”。文章发表后,毛泽东“对文章中提到的一些新观点赞赏有加”,“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深刻,文笔也很活泼,是一篇好文章”。

就这样,一篇文章使王力再次成为《红旗》的“宠儿”,不久就担任了《红旗》副总编辑,“文化大革命”中又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员之一。

二

而《红旗》的另两位“明星”:关锋和戚本禹,同样也是因为自己的文章得到中共中央最高层特别是毛泽东的赞赏而一举成名的。

关锋,原名周玉峰,又名秀山,1919年7月生于山东庆云县,为此“他的杂文曾常用‘庆云’为笔名”。1933年加入共产党,1938年担任中共山东乐陵县委书记,由于党的工作的需要,1939年改名为关锋,“‘锋’字源于他的原名玉‘峰’”。1944年被调往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任教育科长,后得到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委书记康生的赏识,1950年担任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理论处处长,两年后调任山东政治学校校长,1955年担任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1956年被借调北京,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就这样,关锋从地方到了中央,迈出了他的人生“辉煌”的关键一步。在随后的反右派运动中,关锋表现得尤为积极,不仅“搜集、整理出了右派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材料,及时上报给中央领导人参阅”,而且还“在研究、分析右派言论的基础上撰写反击右派的文章”,“与姚文元、王力一起,一时成了‘左派新秀’”。就是这样一个“左派新秀”,在《红旗》刚创刊就被调入该杂志社工作。

对于关锋在《红旗》杂志社工作的情况,霞飞在文章中写道:“1958年6月1日,中央创办《红旗》杂志。关锋被调到红旗杂志社,编辑专供毛泽东参阅的《思想理论动态》。关锋对他所干的这个工作是十分认真的。他编此刊时,搞的材料、写的文章,分析问题深入浅出,笔法也活,深受毛泽东的重视。主管《红旗》杂志的陈伯达,也对关锋十分赏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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