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追求明朝立国时的真纯境界，甚至上条陈提出恢复洪武年间对贪官“剥皮实草”的极刑。在海瑞的理想中，开国时的峻厉法典是保持国家公正清明的最好方式，而像海瑞一样对开国吏治的仰慕，似乎是中国人思维上的一个成例。

官本制度从设计之初就有不可弥补的缺陷，即使是不太坏的制度，也是无能的制度，这种无能恰恰就表现为有正义感的人难以超越成例，清官就只能成为时代的怪物，不可能有创见性地改革。

清官之怪，一是狂悖，一是固执，一是峻苛。狂悖表现为特立独行，固执表现为孤意专断，峻苛表现为不近人情。此三种品性如若不是在官权体制之下，堪称美德，但在这种体制之下，则为十足的怪物，甚至对社会还有很大的破坏力。

海瑞以节操著称，但他的节操虽令人佩服，却很难为大家效仿。他个人生活极端节俭清贫，在他治下，严禁民间制造、使用奢侈品，其中包括丰盛的宴席，甚至是一块华丽的头巾。做他的属下亦极其艰难，据记载，海瑞连一张公文用纸的发放也要经过严格的审查。有官员曾参劾他说，在他治下地主不敢放租，农民不敢还钱。一个真诚的清官，本身就是官本制度思想造就的产物，他的出现，不过是追求这种思想最真纯或最完美的境界，以图创造一个更加压抑的社会。

所谓官本制度，除了权大于法、道德大于法、人情大于法的特点之外，还有一个特点是整体的绝望，这一点在体制内的精英阶层反而表现得更为突出。

由于技术上的先天不足，官本制度必然臃肿拖沓，监管上的漏洞几乎难以被有效封堵，贪腐易如顺手牵羊，而道德上的惯性却又让管理者不可能对腐败视而不见，道德则自然成为权力博弈的砝码和重武器，你整我，我整你，官员深陷其中，朝不保夕。在这种绝望的制度里，贪腐常常表现为自上而下，而不是相反。

清官的作用，一则引发体制内的恐慌，一则又给体制的残喘打上一剂强心针，这就是为什么官本制度下总是需要人为塑造典型的原因。就算没有典型，也要假造一个，虽然这个典型和制度精神格格不入，没有上帝，也要制造一个，因为人们需要信仰。

海瑞这个怪物其实在一个制度走向堕落的时期也几乎算得上是孤例，连张居正这样厉行变革的国之重器也一样上下其手，贪，已经成为了薪俸不多的官员们流行的创收方式。官本制度下难以遏止贪腐完全是一个技术设计上的问题，没有哪一种制度是认可贪污光荣的，明朝官员们实行薄俸的最初原因确实是在践行一种良善的道德理想—做官是出于恻隐和义愤之心，是一种抱负和理想。当官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是明朝开国君主和官员们的理想道德标准，然而，理想终究敌不过糟糕的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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