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富足。几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大治”都发生在这个时间段上，譬如文景之治（汉文帝）、太康之治（晋武帝），再譬如开皇之治（隋文帝）、贞观之治（唐太宗）。然而，朱元璋的洪武时代似乎成了一个例外。几十年漫长的战乱之后，大局初定的洪武年间，似乎遍地都是贪官。这当然不是因为洪武时代道德陡然坠落到历史的谷底，开皇、贞观年间的世风，与洪武年间的世风并无多大区别，只不过对于贪污腐败，朱元璋的容忍度要远远低于隋文帝或者唐太宗。因为他是一个真正来自社会底层的皇帝，而且许多年里一直都是贪腐和暴政的直接受害者。
三
但仅仅如此理解“朱元璋发动群众反贪”，仍然远远不够。因为“朱元璋发动群众反贪”，其实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表述。在是否发动群众去反贪这个问题上，朱元璋一直都主张官、吏区别对待。对待“污吏”，他在《大诰》里不遗余力地号召群众去“造他们的反”；但对待“贪官”，他却一直都表现得相当克制。
在比较早的一篇《大诰·民陈有司贤否》中，朱元璋说：“如果官吏们巧立名目，害民取财，允许当地德高望重之人联名赴京上访。同样，如果官吏们治理有方，也允许当地德高望重之人，联名赴京奏报朕。且须集体上京，不许三五人、十余人单独上奏。”可见，官员与胥吏仍然被混淆在一起，群众们也还没有被赋予“造反”的权力。
而到了那篇著名的《大诰·乡民除患》中，朱元璋第一次明确地“发动群众反贪”，同时也明确限定了“被造反”的对象：“布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巨猾顽民。”主要针对的是胥吏，官员们并没有包括在内。
简而言之，发动群众“造反”的范围，只限于“污吏”；对于“贪官”，群众则没有捉拿的权力，只能“上访”，然后由朱元璋来惩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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