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o;的建制。所谓“三班”,即负责缉捕罪犯、看守牢狱、站堂行刑等职务的快、皂、壮三班;所谓“六房”,则是与国家六部相对应的吏、户、礼、兵、刑、工六房。三班里设有衙役,六房则由胥吏负责。三班六房里的工作人员都不属于官员。
朱元璋说得很清楚,受贪官污吏欺压盘剥的百姓们,可以“旁入公门”,从小门冲进去,把与自己的冤屈相对应的六房的胥吏抓起来拿送京城。至于官员,百姓们则是无权抓捕的。当然,朱元璋也给百姓们吃了颗定心丸,他说,如果官员们试图阻止百姓们抓污吏,我就族诛他们。
朱元璋是很明白的,如果百姓们真的可以随随便便冲入衙门,把正在办公的官员们五花大绑扭送京城,他的帝国也必然会在顷刻间土崩瓦解—摧毁官僚体系之后,仅凭个人威信,是不可能治理得了这个庞大的农业帝国的。这种史无前例而且后果难以预料的事情,生性审慎、保守、厌恶风险的朱元璋,是不会去做的。所以,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反贪运动”有了一条分明的界限:只许抓污吏,不许抓贪官。
在一个帝制国家里,维护官僚集团在群众中的威信,仍然是必需的。
四
对待贪官与污吏的这种态度分歧,其实正影射了朱元璋脑海里关于新王朝的设计蓝图。
他不止一次在诏书里反复强调,希望帝国能够恢复“三代古圣哲”时候的气象,希望能够重兴孔孟之道。元代的传统,一直都是重胥吏而轻官员,在儒家知识分子们看来,这恰恰正是对“三代之治”的彻底背离。
儒家政治观主张以德治国,所以政务决策必须出自儒家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员之手,因为这些官员接受了许多年的儒家道德教育,只有他们才能完成“以德服人”的重任。故而,朱元璋极为赞同前代重官员而轻胥吏的传统。他总结说:“自周代开始,历经汉、晋、唐、宋,历代做官的贤人君子,都秉承着孔孟的基本精神,亲自处理所有政务。所以他们视吏卒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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