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洪迈在《容斋三笔》中对此现象总结议论：“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讥也。”所以，《唐传奇》中写陌生男女在外自由地攀谈、结识，甚至同席共饮之事不胜枚举，也就不是什么值得惊怪的事情了。

正是因为唐代妇女的自由度空前提高，所以，她们的交际圈不被男人所限制，也有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空间，这一点，以敦煌文书中“女人社”社约文书体现得最为明白，其中一件为显德六年(959年)所写——

显德六年己未岁正月三日，女人社因兹新岁初来，各发好意，再立条件。盖闻至诚立社，有条有格，夫邑仪者，父母生气身，朋友长期值，遇危则相扶，难则相救，与朋友交，言如信，结交朋友，世语相续，大者若姊，小者若妹，让语先登，立条件与后，山河为誓，中不相违。一、社内荣凶逐吉，亲痛之名，便于社格，人各油一合、白面一斤、粟一斗、便须驱驱，济造食饭及酒者。若本身死亡者，仰众社盖白耽拽便送，赠例同前一般，其主人看待，不谏厚薄轻重，亦无罚责。二、社内正月建福一日，人各税粟一斗、灯油一盏，脱塔印砂，一则报君王恩泰，二乃以父母作福，或有社内不谏大小，无格在席上喧拳，不听上人言教者，便仰众社，就门罚醴腻一筵，众社破用。若要出社之者，各人决杖三棒，后罚醴局席一筵，的无免者。

从文书上可以看出署名，共十五人，有社官、长社、录事、社老以及诸社人，可谓职司分明。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妇女在结社的过程中，不但自愿，还有支配自己家庭经济支出的权力。

有人要说了，显德六年，那不是都已经五代了么，这怎么能说是唐前期呢？我想说的是，即便到五代，妇女还有这样的自由度，那么，初唐中唐时期妇女的地位便可从容地推想畅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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