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箱子,才知道他终日读的书是《论语》。北宋东京开封府人文荟萃,《论语》非珍本又非禁书,“闭户私读”不近情理,“反似奚奴婢女闲谈藻绘之辞”,不可置信。然而,“奚奴婢女“为何要拿主人家一部平常书籍作谈资?元人又为何将“奚奴婢女闲谈”郑重写入国史?
其实,《宋史》“阖户启箧”四字也是一句谎言。赵普“阖户”之后,凭何确认一定“启箧取书”?唐朝以降,雕版印刷业发达,五代时已经刻版印制儒学《九经》。公元990年太宗遍赐各路官员《九经》,加上佛经和前朝史书子书,赵普书房内放置的各种书籍至少千卷,太宗说他“经史百家常存几案”盖非虚美。
即便赵普死后家人发现他箧内有《论语》20篇,也不能证实《宋史》“阖户启箧”之说。那么,《东都事略》与《宋史》记载这么一个一戳就破的谎言理由何在?在北宋,《论语》因何不能与“经史百家”一并“常存几案”,必须藏于箧内?而宰相赵普读《论语》必须“阖户”,不愿为人所知的理由又何在?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为后人道出了个中秘密:
杜少陵(杜甫)诗云“小儿学问只《论语》,大儿结束随商贾”,盖以《论语》为儿童之书也。赵普再相,人言普山东人,所读者只《论语》,盖亦少陵之说也。
原来《论语》在唐宋时代只是儿童读物,赵普官至当朝宰相,再读《论语》有悖常理,只好躲起来看,所以《东都事略》与《宋史》有“阖户启箧”之说。
从儒学发展史看,汉代儒家以《诗》、《尚书》、《易》、《周礼》、《春秋》为“五经”,朝廷设五经博士,弟子学经考试合格可以入仕,《论语》在汉代并不具经书地位。
汉魏至唐,儿童启蒙先学《孝经》、《论语》,其后才学《诗经》等儒家经典。所以,杜甫诗云“小儿学问只《论语》”,意为读过《论语》只是小孩学问,算不得什么,离儒家经典的堂奥还远着呢。
至南宋,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一书并作注,即《四书章句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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