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主张礼义治国的，但他不如在他之前一百七十多年的管仲。管仲也认为“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并说过“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但管仲强调礼义的重要性，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即“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因而致力于国之“仓廪实”与民之“衣食足”，致力于“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他也不如在他千余年之后的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立李治为太子后，“遇物则诲之”。见李治吃饭，就说：“汝知稼穑之艰难，则常有斯饭矣”，而不是说你以后当的是皇帝，“焉用稼”？看到李治见骑马，就说：“知其劳，而不竭其力，则常得乘之矣，”而不是说贵为天子者，哪须懂得这些雕虫小技？所以，孔夫子的礼义治国，虽然显得博大，却是不够坚实。

他曾说过：能以礼让来治理国家，那还有什么困难？不拿礼来治国，空谈礼义又有什么意义？问题恰恰在于，礼让治国，如果没有“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作为基础，其本身就是一句空话。

假如孔夫子只是一个古代的学者，自然不能苛求于他，因为人的精力都相当有限。但作为政治家的孔子，或者说，作为孔夫子的治国方略，那么，就不能不说这是一个致命弱点了。或许有人会以他在鲁国的治绩来为他申辩，然而，那“与闻国政三月”的实际成效，《史记·孔子世家》说的是：卖羊羔猪豚的不随意抬价；男女行路分道而走；遗留在路上的东西没人捡拾；从四方来到城邑的客人不必向官吏请求，全都给予接待，如同回到了家。如此等等，大致都属“礼义”之范畴，都是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业绩，说不准还只是一个“面子工程”。假如民不富，国不强，这种太平景象能否维持，大概也是未知数。

孔夫子栖栖惶惶地到处奔走而“天下莫能容”，没有一个君主想用他的一套去治国，未必都是别人的耻辱，其本身的致命弱点，无疑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在大张旗鼓地尊孔祭孔业已成为时髦的今天，我以为很有必要指出这一点。(摘自《大公报》 作者：宋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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