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寄取解、应寄国子监是唐五代举子常用的两种主要方式。冒寄取解，就是典型的“高考移民”方式。唐五乡贡举人参加礼部省试时，必须接受礼部和户部对举人的户籍核查。因此，举子若要到他州取解，势必要在他州重建自己的户籍，方能通过户部核查户籍一关。于是晚唐五代举子往往通过各种关系到京兆府等其他府州寄应取解，其中以假冒洪固乡、胄贵里为籍最为出名，以至后唐特意规定以此乡作为举子冒籍寄应的专门户籍乡。举子为了确保取解成功，还经常利用各州府试在时间上的差异，在不同府州多次参加州县取解府试。

一些举子在本贯参加府试取解不成，便跑到他州参加府试，甚至想办法参加国子监的取解考试。武宗曾一度明令“贡举人并不许于两府取解”，试图限制利用诸州府试的时间差、赶赴不同府州进行冒籍取解的行为。但是这种情况一直没有从根本上得以改变，特别是五代举子参加京畿地区诸州府试落第后，往往立马赶往京城参加国子监取解考试。直到宋代统一了诸州府试的时间，才从制度层面杜绝了举子两府取解的可能性。

而寄应国子监取解方式的最大好处就是举子不必假冒户籍就达到了不在本贯取解的目的。这种情况在五代比较典型，由于五代战乱严重影响了举子的正常应举，使他们很难往返于京师与本贯之间来回取解。于是，后唐清泰三年(936年)规定：“其附监举人并依去年八月一日敕，须取本处文解。如不及第者，次年便许监司解送。若初投名未尝令本处取解者，初举落第后，监司勿更收补，其淮南江南黔蜀远人即不拘此例，监生礼部补令式在焉。”(《册府元龟·贡举部》)于是举子借取解制度的漏洞，纷纷设法先入学国子监，从而实现从国子监取解参加省试的目的。

唐代科举冒籍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各地区政治、文化、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唐代京兆府、河南府是国家政治、文化中心，是全国高官、大儒、名流聚集的中心，拥有全国最好的教育资源。加上中晚唐科举考试荐举、行卷、延誉之风盛行，举子便千方百计通过冒籍京畿地区，交接权要、名流，求谒主司，以求占据登科的先机。以至于“京华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间，身名所出，从容附会，不劳而成”(《通典·选举典五》)。

尽管较宋代而言，唐代诸州解额一直差别不大，但依然存在解额少的地区向解额多的地区冒寄的情况。唐前期解额记载不太明确，开元二十五年二月敕：“应诸州贡士：上州岁贡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必有才行，不限其数。”(《唐摭言·贡举厘革并行乡饮酒》)开元二十八年全国共有328个州，若按平均每州两人来算，全国贡举数目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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