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实际上，京兆解远远超出三人的水平，每次解送都多达数十人，甚至有时超过100人，而且京兆解在省试中的登第率也最高。世人称京兆解为“神州等第录”，“率以在上十人，谓之‘等第’”(《唐摭言·京兆解送》)。以至于柳宗元都感慨：“京兆尹岁贡秀才，常与百郡相抗。”这种社会风气必然会造成冒寄行为的增加。

唐代冒籍行为的出现也受到科举报考制度的影响。唐代举子可以“投牒自应”，把参加科举考试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举子往往通过投刺、延誉获得他州荐送，故“投刺”又谓“乡贡”、“觅举”、“取解”、“得解”。因此，中晚唐举子为了获得乡荐，便持诗文卷轴巡游诸州，以期博得更多的荐举机会。如吴兴人沈亚之“求贡于郡”，“凡三易郡”，最终以京兆解登进士第。一些家有服制未满者、家有犯科罪、品德不正的举子，为了躲避检查，往往“冒籍窃资”，获得解送资格。此外，诸州资助举子的举资不同，也影响了举子到他州求解的选择。如江西观察使钟传以荐贤为急务，府试之后，分解元、解副、海送三个等级，解元赠钱三十万，解副二十万，海送也不减十万，以致举子有不远千里来江西求解者。

针对冒籍行为的日益泛滥，这一时期官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加以遏制。如试图建立举子交纳家状和举子三人相保制度，来限制冒籍、寄应行为。唐代州县和馆学解送的举子，贡院和户部都要对其户籍、解状进行审核。为了进一步严格考试纪律，武宗会昌四年礼部规定：“今日以后，举人于礼部纳家状后，望依前三人自相保。”(《册府元龟·贡举部》)

举人纳家状对防范举子冒籍行为有重要的作用；举子三人为保，相互担保违纪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举子的违纪寄应行为。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治理成效，但是只要各地区获得教育资源不平衡和考试中的缺陷仍然存在，这一现象就无法根治，因此冒籍行为也与科举考试制度相始终。

唐朝科举 资料图

隋代和唐初，由于科举制度初设，科举及第者在诸色仕宦中尚未取得明显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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