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乾隆的严厉指令下，事情被查出，纪昀因此获罪，被流放乌鲁木齐。

纵观纪昀透露信息一案，假如不是当年的两淮盐案是牵涉整个官场的大案，乾隆十分关切，纪昀以“盐、茶”传递的信息可谓隐秘，很难会被发现。信息有时候关系个人命运，对官场人士来说，自然是十分重要的，也是愿意为其支付费用的。纪昀冒很大风险给卢见曾报信，只是因为两家是姻亲；假如没有这层关系，很显然卢见曾要为此支付大价钱。这就让人们明白，对中央政令具有信息优势的京官，“每年得馈遗有至巨万者”，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政治运作越是暗箱化，则信息越不公开透明，信息不对称也就越严重，越是有人愿意为了获取信息而支付费用；而信息的掌握常常按权力等级分布，权位越高，就拥有越多的垄断性信息，也就越有可能获取“信息费”，这种“信息费”类似寻租租金。

显然，权力越大，管得越多，权力越不受限制，信息越不公开透明，信息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要扼制信息腐败，与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去制定新规，界定什么是信息腐败，该如何惩处，还不如让信息公开透明，少垄断信息为好。而尤其重要的，是要把不该管的经济等社会生活领域还给社会，让权力的运行受到限制，使“隐性腐败”的空间尽可能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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