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臣当的，他还需要老百姓的顶礼膜拜，还需要劳动力给他们创造财富，需要有人服兵役，去打仗，没有人口是不行的。所以，增加人口成为这一时期的一个主要问题，生育自然就被摆在了第一位(这很容易理解，我们现在人口多了，不是把计划生育摆到第一位吗？一样)。官方为增加人口，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晋武帝泰始九年(亦即公元273年)，颁诏“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晋书》)，到17岁还不嫁政府就给你安排了。所以那时候没有晚婚的，更不会有剩女，啥歪瓜裂枣的都是宝贝，缺人啊。以生育为主，男女之间的禁忌就要撇到一边。而且战争造成男子大量死亡，女人不得不抛头露面，顶替男子做些事情，男女之间的接触就多了，好多不该发生的故事也就开始发生了。
思想风向标的偏移，也是这个时期不可忽视的一个现实问题。战争灾祸让人感到迷惑，生命的无常让人精神空虚。于是人们不再信奉儒法，开始崇尚黄老，大兴玄学之风。体现在生活上，则追求奢靡，讲究享受，今朝有酒今朝醉。并探寻养生之法，追求房中之术。男人放开了，就需要女人配合，于是“放纵情性，及其终极”，晋惠帝元康年间，“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倮身之饮，对弄婢妾”(《晋书》)，如此开放，令人咋舌。大家熟知的“韩寿偷香”的故事也发生在这个时期，思想的开放，也让男女关系愈加开放。
这个时期还有两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一是同性恋盛行。如“咸宁、太康之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仿效”(《晋书》)，思想解放的程度着实不低。二是流民的增多。流民必是男女混杂，居无定所。什么事情你越禁止，就越觉得神秘，不禁反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男女同吃，甚至一同露宿野外，加上衣不蔽体，让男女之间不但不避讳，甚至也不再有什么羞怯可言，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
其实，只要看看这个时期的诗歌作品，其男女开放的程度，便也略窥一二。孙绰的《情人碧玉歌》中写到：“碧玉破瓜时，相为情颠倒。感郎不羞赧，回身就郎抱”，已是火辣辣的情与爱了；杨方的《合欢诗》，有“居愿接膝坐，行愿携手趋。子静我不动，子游我无留”，也够腻乎的；鲍照《代淮南王》中，“愿逐明月入君怀”、“怨君恨君恃君爱”，爱情的表达则更为炽烈奔放。甚至后来还有艳情文学问世，阳俊之“多作六言歌辞，淫荡而拙，世俗流传，名为《阳五伴侣》”，自己搞印刷出版，“写而卖之，在市不绝”(《北史》)，属于畅销书之列，当时若有福布斯作家排行榜，其销量定然高居榜首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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