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宗教都有出世的理想，其乐土都不在人间。儒家则秉持入世的理想，要在人间缔造一个符合其理想的社会秩序。于是以儒家士大夫为主体的中国文官系统，至少在理论上，认为政府不仅可以征集资源，保持国力，更必须为生民主命，为万世开太平。因此，中国的王朝至少在政治上，不是为了皇权而存在，而是为了天下生民而存在。王朝有好有坏，大多数的王朝，完全背离这一理想。只是，有理想总比没有理想好。两千多年来，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大体来说，比在欧洲贵族政治下的百姓的生活还是好些。至少，有了天灾人祸之时，通常政府会有赈济的措施。当然，在最近四百年内，欧洲政制已大非昔比，欧洲百姓的生活水平已超过中国百姓了。

中国的文官，正如任何权力结构中的人，大部分会为权力腐化，更多的人会依附权力，忘记了儒家理念。可是，只要以理想为鹄的，总有一些人，或在权力结构中力求匡正缺失，或在权力圈外抗争。许多忠烈正直人士，即使在当时只是白费气力，儒家的理想也会因有这些谔谔之士得以长存不堕。

中国的文官既以科举为入仕途径，过了关口的人数相对于读书人的总数必然只是少数。读书人中，包括尚未入仕及已经致仕的，有不少人士成为小区的领袖，即地方的缙绅。他们代表了社会力量，对国家既支持也制衡。在近代民主政治出现之前，许多欧洲国家并没有类似的社会力量以制约国家的权力。

由于中国政治上的这些特点，两千余年来，编户齐民支撑的皇帝—文官体制为中国百姓提供了比较安定的生活。是以，中国天灾人祸并不少于欧洲，但是中国人口持续增殖，而且文化与经济的整合也持续进行，致使这一庞大的“天下国家”延续了两千年之久。

中国历史上的王朝不断更迭。一般言之，改朝换代乃是一种关节更新。朝代初起时，惩于前朝覆亡，必有若干新制以匡救敝败，而且新朝代其君臣中必有一些能干的人才。因此，新朝之始，施政大致不差，到了两三代以后，制度日久生弊，再加上一代两代的安定，人人好逸恶劳，莫说创业，甚至守成也不足。再过两三代，王朝若不振作，则会内乱外患，朝政敝坏，国事江河日下。此时王朝无力肆应，就难有重启新运的机会了。若是王朝垮了，另一批人乘时而起，重头收拾，即是新的朝代。这种周期，因每一个朝代的特定情形各有其历史背景，还不能有一定的时间长度以预测其发生。

总之，中国的皇帝—文官制度，使中国历史有比较长期的稳定，在近代的世界大变化以前，中国文化与经济在这一种国家形态下，有相当长时期的涵泳与凝聚；于是，中国的政治体、文化体及经济体，三者几乎完全重叠，即使在三者扩大的过程中，新吸纳的边缘也往往逐步融入其中，成为巨大共同体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中国帝国体制也因为受此调节而陷入僵化的困境，以至不能在大变之时有所调适。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