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天降奇灾考验着宛如夕阳西沉的帝国。作为一个前现代政府，清廷可以说竭尽了所能，很容易被今人诟病的官僚贪腐无能的病灶也并未大面积地恶性发作。究其实，紧接“同治中兴”时代，元老重臣均在，朝野风气未坏，中央政府的威严尚存，法纪和儒家道德并未遭到普遍蔑视，这些都是山西赈灾取得一定成效的根本原因。在此之后，一个看上去早已摇摇欲坠的帝国居然还能支撑三十余年，从山西大灾中也能窥出端倪。

当然，终究是前现代的政府，前现代的官员，他们的思维终究无法突破过渡时代的一些显著特征。李提摩太离开山西时，向曾国荃提出了包括向粮价低的地方大规模移民、修筑铁路等建议。根据曾的指示，一群官员通过讨论给予了回复，“修筑铁路过于超前，并且必须引进大量外国人，这会导致无穷无尽的麻烦，因此，从对山西是否最有利的角度看，最好不要修筑铁路”。

本文摘自《随笔》2010年第6期，作者：黄波，原题：《天有荒年：山西大旱考验下的晚清帝国》

中国是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度。灾荒之惨状，具见于各种官书野史。

有史以来哪一次灾荒最为严重？当推晚清华北大旱灾。其时间跨度长，从光绪二年年底（公元1876年）至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受灾面积大，直隶（今北京、河北、天津一带）、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五省均在其中，死亡人数据估计更高达千万，五省又以山西受灾最为惨痛。

可惜这样一次大灾，以往学者均感叹文献不足征。现在这一遗憾得到了弥补，岳麓书社最近出版了皇皇六巨册的《曾国荃全集》，而曾氏于大灾期间正在山西巡抚任上，关于这次灾情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应对措施，其书札、奏疏、批牍中均有翔实记录。如果我们利用先前发掘的资料，与此书进行比较，则可借此考察晚清帝国应对大事件的能力，也会对真切了解晚清社会有所裨益。

清政府的动员能力经受着考验

古有“荒政”，设立粥厂、平粜、放赈、组织慈善捐助、免饷减税，这都是一个正常的政府面对灾荒的既定动作。粥厂是随时都有的，但遇到荒年，则可由官方和民间增设以应急；平粜是指政府把常平仓的粮食拿出来，平价售卖，以稳定粮价并抑制商人投机，或者贷粮，待百姓有收成后归还；根据需要另有“散米”，这和粥厂施粥一样，是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最困难民众的免费救济；放赈除了粮食，也有发放银子的；免饷减税则一般在灾后，饷为军饷。而学界公认，清代是“荒政” 发展最为完备的时期。

对山西大灾，清廷的反应速度不能算慢。光绪三年五月，刚刚到任的曾国荃向朝廷汇报灾情时，即提出把光绪三年上半年的应解京饷五十万两，拨出二十万两作为赈灾，很快便得到了清廷的允准。除了山西官方设粥、放赈救急外，民间救济活动也踊跃开展了起来。从曾国荃在山西巡抚任上留下的几件批牍中，我们可以窥出当日官方敦促富人慷慨解囊的情形。榆次县在山西属经济较好之地，但募捐情况让曾氏不满，“该县著名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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