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随笔》2010年第6期，作者：黄波，原题：《天有荒年：山西大旱考验下的晚清帝国》

中国是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度。灾荒之惨状，具见于各种官书野史。

有史以来哪一次灾荒最为严重？当推晚清华北大旱灾。其时间跨度长，从光绪二年年底（公元1876年）至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受灾面积大，直隶（今北京、河北、天津一带）、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五省均在其中，死亡人数据估计更高达千万，五省又以山西受灾最为惨痛。

可惜这样一次大灾，以往学者均感叹文献不足征。现在这一遗憾得到了弥补，岳麓书社最近出版了皇皇六巨册的《曾国荃全集》，而曾氏于大灾期间正在山西巡抚任上，关于这次灾情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应对措施，其书札、奏疏、批牍中均有翔实记录。如果我们利用先前发掘的资料，与此书进行比较，则可借此考察晚清帝国应对大事件的能力，也会对真切了解晚清社会有所裨益。

清政府的动员能力经受着考验

古有“荒政”，设立粥厂、平粜、放赈、组织慈善捐助、免饷减税，这都是一个正常的政府面对灾荒的既定动作。粥厂是随时都有的，但遇到荒年，则可由官方和民间增设以应急；平粜是指政府把常平仓的粮食拿出来，平价售卖，以稳定粮价并抑制商人投机，或者贷粮，待百姓有收成后归还；根据需要另有“散米”，这和粥厂施粥一样，是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最困难民众的免费救济；放赈除了粮食，也有发放银子的；免饷减税则一般在灾后，饷为军饷。而学界公认，清代是“荒政” 发展最为完备的时期。

对山西大灾，清廷的反应速度不能算慢。光绪三年五月，刚刚到任的曾国荃向朝廷汇报灾情时，即提出把光绪三年上半年的应解京饷五十万两，拨出二十万两作为赈灾，很快便得到了清廷的允准。除了山西官方设粥、放赈救急外，民间救济活动也踊跃开展了起来。从曾国荃在山西巡抚任上留下的几件批牍中，我们可以窥出当日官方敦促富人慷慨解囊的情形。榆次县在山西属经济较好之地，但募捐情况让曾氏不满，“该县著名巨富二十余家，闻其家赀大者亦五六十万不等，何以此次仅捐银十四万两耶？此上富未能尽力捐输之实据也”。他要求属下在民间宣传好“穷者不能生存，富人也无法安享富贵”的道理，“此次通省奇灾，全仗富者出赀，官场出力。方救全大众性命。贫民之心志贴然静谧，斯富民之身家乃能永保无虞。若富民但为一身一家之计，不肯出余赀以救人，牧令又常存一邑一隅之见，亦竟置大局于不顾，则赈务不易办矣”。

应对大灾，必须调动一国力量。在山西之外，捐助活动也取得了很大成效。这种捐助主要经由官方和民间两种渠道进行。在官方渠道中，一是由政府在官员中发动倡议，实近于摊派，据曾国荃光绪四年七月之奏疏，官员捐款捐物数量不菲，“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