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大灾，必须调动一国力量。在山西之外，捐助活动也取得了很大成效。这种捐助主要经由官方和民间两种渠道进行。在官方渠道中，一是由政府在官员中发动倡议，实近于摊派，据曾国荃光绪四年七月之奏疏，官员捐款捐物数量不菲，“除天津收过各省官绅商富捐助晋赈银两，业由直隶督臣李鸿章会同臣开单奏报外，所有山西省城赈捐局先后收过京外捐助赈需银米，截至七月十五日止，共银十万一千二百七十八两，粮一千五百石”；二是通过办理捐纳，即向有钱人出卖政府所颁之“虚衔”，以获得赈灾款项。这种做法今人称为“卖官”，但古今对比也有很大不同：它由政府公开出面组织；所颁系荣誉衔，要得到实授还要有很多条件；客观上有加强社会流动的功用。民间渠道的捐助活动多由有名望的绅商主持，“红顶商人”胡雪岩一人给山西、陕西、河南等各灾区捐银合计即高达十万两，另据《申报》，苏浙一批热心绅士亲历灾区，经其筹备的捐银前后超过六十六万两。如此种种，都证明作为国家符号，当时的清政府还是具备一定的动员能力。

尽管如此，赈灾仍然存在很多不如人意之处。有的是细节不善，如粥厂往往设于城中，“近者得食，远者不获一餐。……使民奔走不遑”。当时媒体报道，“赴城领赈所须付出体力透支的代价，令乡人感到不值得作这尝试”。有的是历史遗留难题，如交通运输条件太差，使赈灾工作往往事倍而功半，曾氏感叹：“所有采买之粮，价值居其一，运费居其九，以故竭天下财力，皆销磨于脚运之中。”

李提摩太：被疑忌的外来慈善家

光绪初年的山西旱灾，在中国荒政史上意义非同凡响，不仅因为其灾情空前严重，还由于在赈灾过程中涌现了前所未有的元素，即外来慈善家以一种大大出乎传统中国人意料的方式介入了救济事务。中国人第一次知道，饿肚子居然还不仅仅是自己的家事。

参与山西赈灾并取得了重大成效的外来慈善家就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李提摩太1870年来中国，在中国度过大半生，因其广交政坛和知识界精英，对晚清政局有相当的影响力。李提摩太于1878年年初进入山西。他的回忆录《亲历晚清四十五年》（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保存了一些当年的日记片断，读来触目惊心。在受灾最重的山西南部地区，李提摩太“看到路边躺着四具尸体。其中一个只穿着袜子，看来已没什么分量，一只狗正拖着移动。有两个是女人，人们为她们举行过葬礼，只是把脸朝地安置而已。路人对其中一个更仁慈一些，没有把她的衣服剥去。第三具尸体成了一群乌鸦和喜鹊的盛宴。随处可见肥胖的野雉、野兔、狐狸和豺狼，但男人和女人却找不到食物维持生命”。“在下一个城市是我所见过的最恐怖的一幕。清晨，我到了城门，门的一边是一堆男裸尸，像屠宰场的猪一样被摞在一起。门的另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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