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天津收过各省官绅商富捐助晋赈银两，业由直隶督臣李鸿章会同臣开单奏报外，所有山西省城赈捐局先后收过京外捐助赈需银米，截至七月十五日止，共银十万一千二百七十八两，粮一千五百石”；二是通过办理捐纳，即向有钱人出卖政府所颁之“虚衔”，以获得赈灾款项。这种做法今人称为“卖官”，但古今对比也有很大不同：它由政府公开出面组织；所颁系荣誉衔，要得到实授还要有很多条件；客观上有加强社会流动的功用。民间渠道的捐助活动多由有名望的绅商主持，“红顶商人”胡雪岩一人给山西、陕西、河南等各灾区捐银合计即高达十万两，另据《申报》，苏浙一批热心绅士亲历灾区，经其筹备的捐银前后超过六十六万两。如此种种，都证明作为国家符号，当时的清政府还是具备一定的动员能力。
尽管如此，赈灾仍然存在很多不如人意之处。有的是细节不善，如粥厂往往设于城中，“近者得食，远者不获一餐。……使民奔走不遑”。当时媒体报道，“赴城领赈所须付出体力透支的代价，令乡人感到不值得作这尝试”。有的是历史遗留难题，如交通运输条件太差，使赈灾工作往往事倍而功半，曾氏感叹：“所有采买之粮，价值居其一，运费居其九，以故竭天下财力，皆销磨于脚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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