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迁推上断根“手术台”的，还是那句“文人相轻”的千古至理名言。汉武帝虽是马上皇帝，但他能吟得了诗、唱得了赋，在很大程度上，汉武帝是以文人自居的。毛泽东《沁园春》词中就曾写到“秦皇汉武，略输文采”。试想，一个杰出的拔尖文人是不屑于同一个水平比自己低的文人叫劲的，但问题就出现在了“略输文采”上。诗词歌赋都能来两下子的汉武帝，尽管在“文采”上“略输”，但他动辄以文人自居，自诩文采不凡。各个阶层的文人之间大都会较真，会叫板，会妒忌，会诋毁，上流社会更是如此。对于司马迁这样一位足以淹没皇帝“文采”的西汉文坛领袖，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文人汉武帝，如果发起狠来，更是不择手段。
司马迁被“宫”了以后，汉武帝还是觉得不够解恨。他把身体残缺的司马迁安排到太史令的位置上，可谓用心险恶。因为太史令一职自创立以来，皆由太监担任，司马迁被“宫”后，干这个差事正合适。汉武帝对司马迁这种刻意的安排，既有知人善任的自我标榜，同时也有不言而喻的羞辱意图。司马迁坐在太史令的办公室里，承受这份天大的羞辱，这种无形的折磨，只有当时身临其境的司马迁才能孤独地感受到。
一部被后人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学巨著，足以使司马迁名垂青史，流芳万古。《史记》的文风虽然被公认为求真务实、严谨不苟，但司马迁在对汉武帝刘彻及其父汉景帝刘启的记述中，还是扎扎实实地掺杂进去了自己的恩怨情仇，这是不能否认的。在做汉景帝本纪时，司马迁所用的笔墨极少，篇幅也极短，寥寥数语便轻而易举地打发了这位在历史上名号响当当的著名皇帝。在做汉武帝本纪时，司马迁则浓墨重彩地记录了汉武帝“信奉鬼神”“求仙问丹”“封禅祭礼”“蛊惑之乱”等不光彩的事情，且篇幅巨大，而像“远征匈奴”“广开三边”等一生伟业，反倒成了陪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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