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众破坏官署，拒交钱粮；二十一年，江西新喻县有监生纠众闹漕抗官；二十二年，山东潍县乡民在纳粮时与县衙吏役争哄；二十三年，江西安仁县也有“棍徒”聚众抗漕，拒捕伤官；二十四年，湖南耒阳县的“痞棍”纠合千人之众，“哄堂塞署，挟制减粮”。这些闹漕的组织者，既有普通乡民，也有所谓的“棍徒”，还有地方士绅集团的成员。
闹漕的导火索几乎都是官吏浮收过重、勒折过甚。清代的漕粮，除了正米，还要加征各种“漕项”，什么“随正耗米”、“运军行月钱粮”、“水脚银”、“轻赉银”，等等，这是法定的附加税。但在正附税额之外，还有各种税外费，即所谓“漕规”。比如州县长官会擅自提高附加税的税率，或者加派各种名目的规费。如果折色征收，每石米的税额竟要征银四五两，而按道光年间的粮价，一石米大约值二两银，相当于粮户交三石米的价钱，只够纳完一石米的漕额。于是“每办一漕，额多之州县官立可富有数十万（两银）之巨资”。抢劫银行，来钱都没有这么快速。
此外，具体负责催粮、收粮的胥吏差役，也会巧立名目索取规费、耍尽手段克扣钱粮，敛钱名目有“加米色钱”、“免筛钱”、“开廒钱”、“倒箩钱”、“加箩钱”等，敛粮手段则有“踢斛”、“淋尖”、“验样米”、“私置大升大斗”等。粮户稍有不从，即当“抗粮”处置，抓入看守所“躲猫猫”，甚至其亲属、邻居都会被当成人质关起来，不交钱就不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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