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了还有拿，《朝野杂记》载：两宋时各衙门支用公使钱宴请迎送有明账，叫“公使苞苴”，南宋时东南诸郡公使“帅臣监司到署，号为上下马，邻路皆有馈，计其所得，动辄万缗。”北宋尹洙的《分析公使钱状》统计：庆历三年，以渭州政府为例，除支应过往以外，本署官员动用公使钱吃喝，多到每月五次宴会，加一次有表演的“张乐”。

《后汉书》说：“自是选代交互，令长月易，迎新送旧，劳扰无已，或官寺空旷，无人案事。”大家热衷于应酬送礼，哪里还有心思办公？所以，历朝也有不少限制公费吃喝的规定。汉景帝时有法令，官员到任、离职及巡视时接受宴请，都应交伙食费，否则免官；北魏献文帝时，官员到地方巡视，吃掉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同席吃喝者以协从罪论；《庆元条法事类》载：两宋时除规定“诸道守任臣僚，无得非时聚会饮宴以妨公务”。

对于妓乐助兴，也有限制：除“州郡遇使命经过应官侍者”外，各州县官“非遇圣节及赴本州岛公筵若假日，而用妓乐宴会者，杖八十”；《职制敕》规定各官“预妓乐宴会者各徒二年，不应赴酒食而辄赴各杖一百”。知湖州刘藻，因“在任专事筵宴，库帑告竭”，被降职罢官；干道五年，新知峡州郭大任，因被揭原在袁州任内“日事饮宴，殊不事事”，被撤除任命；淳熙三年，知嘉州陆游，因“燕饮颓放”被撤职；淳熙十四年，知平江府王希吕与祠禄官范成大、胡元质常相聚宴，“一饮之费率至千余缗”，孝宗怒而诎之。但朱熹检举了知台州唐仲友贪污不法之罪，其中包括“亲会宴集经月，姻族内外，一文以上皆取办于公库”，而且“逾滥”到每行宴饮，必召妓女，却没了下文。

虽然做陪客不自在，但能够挤上宴席，就是在享受一种待遇；而接受众人奉承，显示自己的存在，则是官长、名士们的专利，何况还可以慷国民之慨，图自己的利益，何乐而不为？要指望这些人办好百姓的事，也就基本上无望了。

（摘自香港《文汇报》文/龚敏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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