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那么就没有“好官”吗？有，不过所谓“好官”，也只是搜刮百姓稍有节制者。若要指望州县官根本不事搜刮，则万万不可能，除非他全家饿死。而这种政治上的“悖论”与清代荒谬的制度设计有极大关系。

本文来源：《中华读书报》2011年2月23日第10版，作者：赵春水，原题：《中国地方制度的“官府本位”》

魏光奇的新作《有法与无法——清代的州县制度及其运作》，是一部扎实而有见解的学术专著。这部著作有“考据”，有“义理”，利用包括历史档案、地方史志、官方典制、私人著述在内的大量史料，从现代政治学的视角深入剖析了清代的州县制度及其运作实况，并使人对于作者的“经世意识”恻然有所感。

早在宋代，苏轼就用“（有）法”与“无法”来概括汉文化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社会政治差异。近代思想家严复出于改革、救亡的热忱，又借用这对范畴来进行中西社会政治制度的对比，认为西方国家“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严复的意思是说，西方在社会政治制度方面“自由平等”，各个社会成员、社会阶层“联若一体”，有“无法”色彩；另一方面，其各项行政、法律制度又十分健全，十分明确，运作规范，处于“有法”状态。中国则与此相反，其社会政治制度“有法”，各个社会成员、社会阶层无自由、不平等，尊卑判然；其行政、法律方面却处于“无法”状态，各种制度不健全、不明确，名实不符，运作随意。严复的这一观点，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制度的一个根本特征。但遗憾的是，严复的这一观点始终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魏著《有法与无法》以严复的这一观点作为分析框架，不仅厘清了清代的州县制度及其运作实况，而且“以小见大”，使读者透过这一窗口看清了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制度的特征。

在魏光奇“有法与无法”的视角下，清代州县制度的特征可以一言以蔽之，叫作“官府本位”。州县官府不是什么“地主阶级的代表”，而是一个自己代表自己、自己给自己谋利益的宗法性“自利集团”。在这个集团内部，充满着上级对下级的“役使、勒索与荫庇”；而它作为一个特殊利益集团、权力集团，对于社会、民众的关系则是“盘剥、统治与镇压”。这部著作从各种史料中收集了大量生动有趣的事例，生动地揭示了清代州县政治的实相，既黑暗又令人哀伤。

清代州县官上任，带着数十、上百名的师爷、长随和眷属，浩浩荡荡来到任所。若问他们千里做官，所为者何？是来造福一方吗？非也！他们全是来发财的。发谁的财？当然是老百姓的，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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