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国家留给地方官府开支的经费比较充裕，这为地方官贪污国帑提供了某些便利。清朝建立后尝试解决这一问题，其用心应该肯定。但在当时缺乏民主制度的条件下，它却无法建立一套真正有效的财政管理制度。于是，清代统治者们想出了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要让地方官员手头没有什么钱，假定他们靠喝西北风就能生活。顺治、康熙年间，朝廷多次核减地方各级官吏的薪俸和办公费，使“官吏之薄俸，公费之奇廉，直等儿戏”，官员靠俸廉“不足以自赡者十之居八九”。六房书吏、三班衙役不仅没有薪酬，就连办公所用纸笔、递解人犯所花差旅费也须自己解决，因此只能“借陋规以资生活”，“借鱼肉乡民以自肥”。于是，官吏贪污中饱、敲诈勒索就成为朝廷默许的“潜规则”，无官不贪，无吏不榨。面对这种制度化的贪污，朝廷任何惩治和整顿措施都如隔靴搔痒，充其量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直到大清朝玩儿完，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

官场上上下下一起“向钱看”，一起玩儿命捞钱，其直接结果就是地方社会暗无天日，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如衙役下乡办案，往往“引类呼朋，叫嚣征逐”，搞得“妇女出逃，鸡犬不安”；他们“指东话西，大言恐吓，饱啖鸡黍，勒索钱文，稍拂其意，辄咆哮詈辱”，小民“惟有吞声受之”。为了勒索钱财，衙役往往不论原告、被告和人证一律私自管押，肆意凌虐，“勒令当烈日寒风之处坐卧，或以水泼地，或以尿桶粪缸一切秽物置之口鼻切近处”，不给饮食，“俟其馁渴哀求，则昂其价至数十倍，甚至百钱不得一盂饭，数十钱不得一杯水”；甚至结案以后，仍然私押，“大肆闹索必遂其欲乃止，而其家破矣”。

吏治如此黑暗，国家却容不得百姓有丝毫反抗。“官府”这个“自利集团”，绝不允许“民”冒犯他们的权威；民众与任何一个“官”的对抗，都被视为是对整个“官府”的挑战；民众的任何反抗，不论其理由是否正当，都必须首先予以镇压。为了维护官威、压抑民气，在解决官民矛盾冲突时牺牲公平、罔顾事实甚至颠倒黑白，被认为是必要的、正当的。如清代一位开明官员就说，一些百姓“聚众抗官”，其原因虽然在于官员施政不当，但也必须予以镇压，否则&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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