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朱元璋对于功臣宿将日益猜忌，洪武二十六年（1393）二月，特务机构锦衣卫[注: 锦衣卫[明朝内廷侦察机构]]头目诬陷蓝玉“谋反”，当即被处死，同时株连大批将领。冯胜、傅友德的功劳和声望都在蓝玉之上，王世贞《高帝功臣公侯伯表序》说：“然至蓝氏之诛累，而几若扫矣。夫以冯宋公、傅颖公之雄，而卒不免死嫌。”也就是说，“蓝玉党案”预示着君权与将权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蓝玉死后，他们在劫难逃。

汉朝韩信临死前的感叹：“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后世一再重演。《明史·汤和传》有一段话颇堪回味：“帝春秋寖高，天下无事，魏国（徐达）曹国[注: 曹国，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诸侯国，伯爵，国君为姬姓。周文王子曹叔振铎（姬振铎）后裔。建都陶丘，辖地大致为现在的山东定陶附近。]（李文忠）皆前卒，意不欲诸将久典兵，未有以发也。”汤和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从容对皇上说：臣犬马齿长，不堪再接受驱策，愿得归故乡，求得一块安放棺材之地，以待骸骨。朱元璋听了大为高兴，立即赏赐他一大笔钱，在凤阳营造府第。主动放弃兵权的汤和，终于得以寿终正寝。冯胜、傅友德没有汤和的智慧，对于“不欲诸将久典兵”的帝意揣摩不透。《明史·冯胜传》有一段话和《明史·汤和传》惊人相似，但二人结局迥然不同：“时诏列勋臣望重者八人，（冯）胜居第三，太祖春秋高，多猜忌，（冯）胜功最多，数以细故失帝意。蓝玉诛之月，召还京，逾二年（即洪武二十八年，1395），赐死，诸子皆不得嗣。”所谓“数以细故失帝意”，不过是借口，“赐死”是必然结局，而且“诸子皆不得嗣”，完全否定了先前在“免死铁券”中的承诺：“今天下已定，论功行赏，朕无以报尔，是用加尔爵禄，使尔子孙世世承袭。”

至于如何“赐死”，语焉不详。张岱《石匮书》说得比较清楚：冯胜妻家的亲戚告发，他在家中埋藏兵器。朱元璋把冯胜叫来，请他喝酒，说：“我不问。”一名大将军家中收藏一点兵器，不足以构成死罪，况且“免死铁券”明确宣告：“除谋逆不宥，尔免二死，子免一死。”于是只能用不露痕迹的形式—请他饮毒酒，也就是《明通鉴》所说的：“上召（冯）胜饮之，酒归而暴卒。”人们一看便知“暴卒”的原因，但不敢明说，美其名曰“赐死”。

颖国公傅友德的“赐死”方式略有不同。洪武二十六年（1393）他和冯胜一起被“召还”，次年赐死。至于“赐死”的原因，《明史·傅友德传》没有明讲，《明通鉴》有所补充：定远侯王弼与冯胜、傅友德同时从军中召回京师，适逢蓝玉被处死，傅友德内心恐惧，王弼对他说：“上春秋高，旦夕且尽我辈，奈何？”朱元璋通过内线获悉此事，决定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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