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康熙对于欧洲工业革命的反应则显得有些迟钝了。虽然中国与欧洲相距遥远，但欧洲工业革命的信息，早在明末就由利玛窦、汤若望等一批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康熙登基后，似乎对西方科学知识饶有兴趣，他本人曾专心学习，但却没有把他的个人行为转变为国家行为。这表明，西方传教士们带进中国来的欧洲工业革命信息，并没有激活康熙的变革思想，遗憾莫大于此。

错觉之二，认为中国在“康乾盛世[注: “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持续时间长达115年。]”时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持有这种看法的人，至今仍大有人在。其实，这是中国人在长期闭关锁国环境中滋长起来的保守自大的“优越感”。它离开了当时的世界发展潮流看中国，没有看清本质。康熙不能把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个人行为转变为国家行为，同这种保守自大的“优越感”直接有关。正是这种保守自大的“优越感”，使中国吃尽了西方列强和东方近邻日本侵略者的苦头。

世界近代史的时间跨度，是从公元1640年至1900年。中国近代史的时间跨度，则是从公元1840年至1919年，比世界近代史落后了整整200年。清兵入关是公元1644年，也就是说，清朝这条东方“龙船”从启航第一天起，就航行在历史迷雾之中，不知道遥远的西方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历史性巨变，更不知道西方发生的这场历史性巨变对中国将意味着什么。结果，英国的钢铁炮舰远隔重洋乘风破浪而来，把中国清朝这条东方“龙船”撞沉了。

中国近代史与世界近代史之间这200年“时间差”，一旦被落下，中国用加倍的时间去追赶也难以赶上。中国最近几十年改革开放取得飞速发展，其实仍然处在这个“追赶”过程中，且慢说我们即将成为“老大”或“老二”，那将形成新的“历史错觉”。

康熙在位期间真可谓励精图治，坐稳了大清江山。雍正是个过渡，在位13年。乾隆在位又是长达60年。康、雍、乾三朝，的确算得上是清朝的“鼎盛时期”。中国人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那是中国“醉酒时刻”，自我陶醉在一片“太平盛世”之中。乾隆的奢靡享受，比隋炀帝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宫里天天锦衣玉食，古玩字画玩得腻味了，先后六次下江南，游山玩水，乐而忘返。他每次南游，陆上车舆，水中龙船，浩浩荡荡，绵延百里。沿途官员搜肠刮肚，想尽点子，各献珍奇，竭力奉迎。沿途百姓挖河、修路、出力、出汗、出银子、挨鞭子。“乾隆皇帝来一趟，一年胜过两年忙；官员搜刮凶如虎，一年三熟也是荒”。乾隆皇帝乐不可支，江南百姓叫苦连天。清朝最大的贪官和珅就出在乾隆身边，这毫不奇怪。统治者被自我满足的“优越感”麻痹了神经，听不见时代洪流的怒涛急浪正在日夜不息地滚滚向前，漠视民间疾苦，听不见底层百姓的种种诉求，对贪官污吏的深恶痛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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