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显而易见，陶公之求为彭泽县令不过是阮籍故事的翻版而已。但是，这绝不是王子猷种竹式的名士风流，而是在政治高压之下岌岌可危的人生命运中的良苦用心和巧妙安排，是一种调节、缓和人事关系的特殊方式。而他所说的为贫而仕，实际上也是掩人耳目的言辞，意在消弭当朝权贵对他在政治上的警觉。

本文摘自：《中华读书报》2011年10月12日15版，作者：范子烨，原题：《陶渊明[注: 陶渊明（约376～427），字元亮，自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友人私谥“靖节征士”，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归隐的真相》

一般认为，陶渊明的辞官归隐，是诗人不能“适俗”的个性决定的。真的是如此吗？陶渊明与此相关的自述都是真话吗？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了解陶渊明与东晋后期政治的关系。

《宋书》卷九十三《陶潜传》：

躬耕自资，遂抱羸疾，复为镇军、建威参军[注: 参军，“参谋军务”的简称，最初是丞相的军事参谋，如《出师表》所说的参军蒋琬。晋以后地位渐低，成为诸王、将军的幕僚，如陶渊明曾任镇军参军，《后汉书》著者范晔曾任刘裕第四子刘义康的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秔，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

但束带面见上级长官，在晋宋时代是通例，为何陶公如此难堪？这能构成他辞官归隐的原因吗？因为无论何时何地，辞官归隐对每个知识分子来说都属于重大的人生选择。我们试读《陶渊明集》卷五《归去来兮辞序》的相关自述：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缾无储粟一，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为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注: 百里姓源自姬姓，以祖名为氏。百里姓在大陆和台湾没有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百里氏源出姬姓，春秋时代，有一位辅助秦国君主秦穆公，使秦穆公成为春秋一霸的人物，叫百里奚。]，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媿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注: 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和凯撒都有了自己名字命名的月份，罗马市民和元老院要求当时的罗马皇帝梯比里乌斯用其名命名11月。但梯比里乌斯没有同意，]也。

这段序文意在表明：

（一）做官是为了解决生活的困难，挣点钱花，因为他实在是太穷了；

（二）出任彭泽令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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