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密记档记载大臣李质颖的一封奏折，称因自己在浙江巡抚任内未能参奏某位获罪大臣而愿罚银十万两，在粤海关任内奏事错误愿罚银2万两，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倒霉事，总计愿罚银25.万余两。他要求以分期付款的形式按揭还罪，获得了乾隆的许可。在每年支付1.万-2万两赎罪银的同时，李质颖依旧可以做官。而以其为官的公开年收入来算，李质颖很难支付此笔巨款，则他不得不变本加厉通过另外渠道敛财，也可想而知。

在私下向皇帝行贿以赎罪之外，被革职的清代官员还可以通过公开“捐复”的形式复出。学者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一书考论甚详。凡革职离任官员，其原来的官职等级、头衔、花翎都可捐复。有些甚至可以捐得比原先等级更高的官衔，只是不得补用而已。据陆陇其日记，在康熙年间[注: 个人简介 康熙帝，满族，全名爱新觉罗·玄烨，庙号清圣祖，“康熙”为其年号，清朝习惯以年号称呼皇帝。康熙系满清入关后第一皇帝顺治皇帝的第三子，]人们还以捐复为耻，不好意思公开谈说。而许大龄指出，在乾隆之后，捐复被制度化，成为常捐，“捐复一项，几等恒河沙数，人皆视作固然，不以为耻矣。”

行贿或捐复之外，有些官员还能因为与皇帝的私人关系而复出。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工部尚书王鸿绪[注: 王鸿绪教授（1946- ），男，毕业于吉林大学数学系，现任教于琼州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学院科研教学督导室督导员。]开浚京城河道，因经费动用问题遭到部议，被革职留任。但河道工程一结束，康熙就赐他官复原职，理由是他治河有功。这看上去有点诡异，不过如果我们知道他跟康熙的私人关系就可以理解了。康熙下江南，曾住在王鸿绪家，亲笔御书匾额、诗扇、楹联，并称“此地以金丝桃胜于他处”。此外，王鸿绪还常常密折奏事，双方讨论的话题有时相当私人，甚至包括苏州美女被骗一类的事儿。

更令人称奇的是，不但活的官员能开复，死的官员也能开复。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福建水师提督叶相德在军营病故，乾隆想起叶相德的诸种功劳，深为轸惜，就下旨将他“在福建提督任内革职之处，著加恩开复，并加赠太子少保[注: 太师，太傅，太保，都是东宫官职。太师教文，太傅教武，太保保护其安全。少师，少傅，少保均是他们的副职。后来已是名存职异，只是一个荣誉称号。]”。

从皇帝的角度看，允许官员复出，也是治理术的一部分。乾隆曾说：“从前曾有捐复之例，复经部议删除，第念此等人员内，未尝无可及锋可用之人。若以微眚淹滞多年，亦觉可惜”。既然可用，就算它有时偷主人的鱼吃或跟邻居的猫眉来眼去，也是可以容忍的———不妨薄施惩戒，做做样子，风头过了，再让他低调复出，继续效命。

但官员复出也是把双刃剑，如果犯事官员都可以轻松复出，那么其行为很可能将更无廉耻，问责制度也将形同虚设。所以乾隆又皱着眉头说：“（官员）若即被严参，于获罪受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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