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之，清代官员复出，几乎都带着浓重的人治色彩，很多时候还是袖子中的交易，并没有严格的程序，也缺乏外部的监督。官员们既可以在制度弹性允许范围内依靠“陋规”谋财，一旦其贪腐行为超出制度弹性范围之外，只要不被斩立决，还大可以靠与皇帝的私人关系、秘密行贿或公开捐复来取得复出的机会。其贪腐成本，可谓相当低廉，而其所取之目，又极为巨大。章学诚对此曾浩叹说：“上下相蒙，惟事婪赃渎货。始如蚕食，渐至鲸吞……贪墨大吏胸臆习为宽侈，视万金呈纳，不过同于壶餐箪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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