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若望在明朝时就已研究这项工作，发现元代郭守敬的《授时历》不够精确。可是社会动乱，天下易主，耽搁了这项科研工作。等到多尔衮[注: 多尔衮，满洲爱新觉罗氏，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皇太极之弟，母为努尔哈赤大妃阿巴亥，同母兄英亲王阿济格，同母弟豫亲王多铎。1626年封贝勒，后因战功封“和硕睿亲王”。]一来，汤若望就请求新主人让他继续研究，多尔衮同意了，可见多尔衮同志虽是从东北乡下来的，还是有一定科学素养的。顺治二年，颁行了《时宪历》，还让汤若望做了钦天监。汤若望不是中国人，自然不必在乎气节，何况杨光先也与汤若望是同事关系了，还说这个干啥？对洋鬼子嘛，最大的问题无非是“夷夏之防”。杨光先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他发现汤若望编的《时宪历》封面题有“依西洋新法”五个字，就受不了了。皇皇大清，岂能受洋人愚弄？算算年月日也算不清，天朝颜面何在？不像现在，如果标明是美国技术，那大家肯定没话说，人家的科技就是先进，要实事就是嘛。可那年头，还是意识形态挂帅。杨光先一再写文章，攻击汤若望，还拿汤若望的信仰说事，说他以天主教蛊惑人心。一次又一次举报，到了康熙四年，没影子的事也被他说得有鼻子有眼了。于是，钦天监易人，下面的一批科技工作者杀头的杀头，流放的流放。《时宪历》被废，代之以不大灵光的《大统术》。大清朝的“反右”取得了成功。

所谓“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杨光先继续深入剖析这一事件的意义，让每个人绷紧“夷夏之防”这根弦，“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摆出了最厉害的爱国pose。这个爱国pose，还启迪了后来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可谓影响深远。

杨光先还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名曰《不得已》，以表明他的爱国主义[注: 爱国主义是指个人或集体对自身所属国家的一种积极和认同的态度和行为。爱国主义包含了这样的态度：对祖国的成就和文化感到自豪；强烈希望保留祖国的特色和文化基础；对祖国其他同胞的认同感。]立场。朝廷也被他的正义感染了，何况他有这么一本科研专著，于是任命他为钦天监右监副，也就是副监长。这下杨光先慌了，因为他对历法只是粗有涉猎，就像如今的知识分子对医生开的药不放心，自己看看说明书，上网查查人家怎么说，并非科班出身。于是，屡次打辞职报告。可是，朝廷以为他是谦虚，何况那事的始作俑者就是他，所以，不但没有批准报告，还升他为钦天监监正。这下，杨光先骑虎难下，只得硬着头皮上任了。到了第二年，他只得打报告，要求中央派科学家支援。可是，中央哪有本土科学家？有科学家，还会聘用洋鬼子吗？过了两年，杨光先实在熬不住了，他知道自己坐在火山口，所以想了一个绝招，那就是打病退报告。

其实，上面也已知道他在那位置上是勉为其难，就请了比利时人南怀仁来修正历法。南怀仁一上任，就大破大立，告发杨光先主持的历法不但把闰月搞错了，还出了两个春分，两个秋分。这还了得？幸亏康熙是被近代科学熏陶过那么一下子的，他召集大臣一起做实验，参照天象，比较新旧历法的优劣。结果南怀仁的历法与实际吻合，而杨光先的历法则错误百出。于是，真相大白，撤了杨光先的职。这倒正中杨光先的下怀，他老早就想辞职了。可是，那边厢，洋人见洋人，两眼泪汪汪，南怀仁不肯善罢甘休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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