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董其昌的儿子与人争夺使女。董家势压乡里，舆情早已不服，事情一出，便有读书人编出唱本，“白公子夜打陆家庄，黑秀才大闹龙门里”云云，丑诋董家，在闾巷流传。事情传到董其昌耳中，他又羞又怒，怀疑唱本是出自亲戚范昶[注: 范昶 简介 ［近现代］字梅君（一八六一至一九四四），晚号笠原老人，四川郫县诸生。博诗文，工书、画，壮年遍游南北，好交游，与黄宾虹、张善孖友善。]之手，逼他来对质。范昶受了委屈，回家十来天就气死了。范妻上董家叫骂，又被董家的悍仆把范家的使女痛殴凌辱一番。

范昶父子都是秀才，此事便在读书人中激起公愤。一郡生员为范家鸣不平，先是向官府控告，继而飞章传檄，遍及大街小巷，连街上的小孩子也在唱“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三县一卫的百姓齐来华亭，拥挤于道路两旁，不下百万，骂声如沸，无从强压。而董其昌的儿子和豪仆们不知进退，又从“打行”雇人，把守家宅，更激人怒。董家遂被焚抢，三处住宅烧为白地，家产一空，董其昌一生搜集的字画也成灰烬。

董其昌事后力主把账归到诸生头上，不是没有道理。诸生事前有鼓噪之功，事后连状讼冤，以舆论相抗，使得此事不了了之。一篇冤状里说的“海内但闻其虚名之赫奕，而不知其心术之奸邪”，几百年之后，还有人拿它来评价董其昌，可见得罪多士，自古便是做不得之事。有人为董其昌分辩说，他儿子及奴仆的胡作非为，他未必知悉。无论如何，既为家长，算在他账上，也不算怎么冤枉。何况董其昌虚名虽高，但在朝政中并无多大势力。后来的钱谦益，鱼肉乡里细民的程度，只在董其昌之上，不在其下；但他外有东林党[注: 东林党是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公元1604年，顾宪成等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讲学其中，“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论被称为清议。]的支持，内有曹太监之助，便有告讦，也搬不动他。东林党还有力量把钱谦益的名誉洗刷得干干净净，假如没有降清一节，钱谦益的名声定然比董其昌高出一大截。

历代都有名士，而以晚明的名士最阔气。谁家也没有聚宝盆，钱从何来？从一方面说，四民混然，而士风先于世风而下，将是非、骨气弃在一边，追势逐利，纵情声色；从另一方面说，千年礼法，从内部发展出自己的破坏者，读书人有从彀中逃出之势，逃亡中的混乱也是难免。只是数十年后，新朝新政旧心肠，徒有晚明之颓唐，而无其锐利，也无其方向了。

据说董其昌经此一变，字也写得好了，画也画得好了，不知是否。现在流传的他的字画，真少伪多，也难用来分析。我想那多半是臆测之言，就如同人们喜欢将作品与艺术家的经历连在一起—那种联系定然是有的，也定然不在我们通常以为的模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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