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果然改弦易辙。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强调军纪。正如各种资料所反映的，张献忠建立大西国之初，军纪确实相当严明，除了抵抗者之外，并不滥杀无辜。因此，各地秩序很快得到平定，生产生活开始恢复，大西国开国之初，呈现一片兴旺景象。这一段是张献忠入蜀后军民相处最融洽的时期。

张献忠当然明白他的统治基础十分薄弱。可是他所能想到的办法，偏偏只是历代专制统治者[注: 统治者 tong zhi zhe 〖the ruler〗 所谓统治者，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统治的领域具备一个国家的性质，他在同时和后世均被广泛认可。]用过的无数统治术中最恶劣的三个办法：一是警察管制；二是暴力镇压；三是特务统治。张献忠信奉暴力。他所取得的一切都是使用暴力的结果。张献忠部从不像李自成[注: 李自成（1606~1645年），原名鸿基。陕西米脂人。称帝时以李继迁为太祖。人称闯王、李闯。明末农民军领袖之一，大顺政权的建立者。]部那样注重宣传、注重策略，软硬两手一起抓。他们一味迷信自己超群的战斗力。他们迷信“只要有刀枪，没有办不成的事。”

张献忠面临的第二个严重问题是吃饭问题。过去，张献忠部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们一贯是“因粮于敌”，“饥则聚掠，饱则弃余，已因之粮，不知稼穑，地生之利，未问屯种”。虽然建立了大西政权，自称建国，然而，张献忠在国家经济管理中的措施却乏善可陈。最初他依靠没收官府和贵族的财产来支持财政，然而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不久这些钱就花光了。于是他的经济措施就剩下了“打粮”。所谓打粮，一言以蔽之，就是“抢”，放纵士兵在“国家”之内强抢。张献忠的兵马没有进行过政治训练，在过去他们没有区别过地主和农民，进了四川他们当然也不会专抢敌人，而是见粮就抢，见猪就杀，见人就绑，绑起来用火烘烤，逼他们供出所知的藏粮地点。见到路上行人端着一碗米，也“杀而夺之”。张兵的名声本来就不好，张献忠入川之后，兵锋所过，大部分四川的农民都逃入山里，大片土地撂荒。剩下的农民在大西军打粮队横行之时，进行经济生产[注: 经济生产（Economic product）是在一个特定的机构单位负责或控制之下为获得产出而进行的生产，即为得到产出而投入劳动、资本和其他货物服务的过程。]没有任何意义，“民遂不耕”，田地大片荒芜，百姓益发大量逃亡。

张献忠的第三个问题是军事优势的丧失。在明末诸雄中，张献忠部能脱颖而出，横行天下，据地开国，最重要的因素是张献忠出神入化的游击战术。在张军中，骑兵和步兵的比例是“马七步三”，主力部队“人人有精骑或跨双马”，“介马有付，去来如风，一日夜踔数百里[注: 百里姓源自姬姓，以祖名为氏。百里姓在大陆和台湾没有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百里氏源出姬姓，春秋时代，有一位辅助秦国君主秦穆公，使秦穆公成为春秋一霸的人物，叫百里奚。]&r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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