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死后，清朝官员到成都来接管，城内竟然找不到作衙门的屋舍，不得不临时将省府衙门改设在保宁府（今阆中县）。一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省府才迁回成都。那时全川人口大约八万，十里不见人烟。成都全城居民才数十户。闾巷不存，旧街难认，到处丛莽，兔走雉飞。有人站在南门城墙上，一天之内看见锦江对岸先后有虎13只相继走过。经历了张献忠的屠刀，四川人几乎都被杀光了。甚至也波及到一般平民百姓，例如，顺治二年十二月就张献忠开“特科”前来赴选的进士、举人、贡士，被张称为“谋图不轨”，一次屠杀至少有5000人之多。再如屠城，攻成都，数日不下，攻陷后“屠城三日，贵贱同尽。惟少艾妇女为营伍所匿者暂得免”；攻重庆时“尽屠其城。间有避匿得存得，查出复断其手”。这些当有过甚之辞。但张献忠这种“除城尽剿”的政策，显然无法真正划分顺逆的界限，而玉石不分的剿杀势必造成镇压的扩大化。另外，张献忠还杀过医僧匠役。《蜀难叙略》云：“僧道医卜百工技艺之人，或找斋醮，或考试，或兴大工之类，（献忠）悉诱之杀之。”更为严重的错误是在农民军内部的残杀。张献忠与李自成在川北与汉中地区多次发生武装冲突，以至发展到屠杀靠拢李自成的四川人。清军入关[注: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进北京之初，曾命吴三桂之父吴襄写信，由他派人至山海关招降吴三桂，并以银四万两犒吴军；另派将率二万农民军代吴守山海关。]以后，大西政权成为清军、明军和地方武装攻击的主要目标，张献忠“外有强邻压境”，内有四川境内许多地方武装暴乱，自以为“蜀人负朕，恨入骨髓”，敌我不分，首从不问，自杀军士，确定军队要屠的有三等：“其一系川人，在川应募者，有系川人而在他省投充入伍者；其二系他省人而在他省投充入伍者，有系他省人而在川中随营者；其三有系明朝官兵者；有系阵前俘获者，又有系夥并响马内收入者，俱当尽诛。”有人认为由于粮食奇缺，张献忠的部队不得已而杀人充饥。

明清之际，四川人口的锐减是惊人的。明万历[注: 明朝万历 万历（1573年 - 1620年）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明朝使用万历这个年号一共48年，是明朝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六年（1578年），据官方统计，四川省“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明会要》）卷五十。不包括大量的荫户、漏户以及逃亡人口），但到清康熙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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