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在东晋官场上前后混了13年，最后落下辞职回家的结局，令人摇头。如果他真的不想当官，也不会起起伏伏在官场混这么长时间吧。为何他的仕途难有起色？表面上是其清高，其实是混不下去了。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上班”自然也要遵守相应的规矩。穿戴整齐去见上司即所谓“应束带见之”，难道还用人家提醒？可见陶渊明平时太随便了，别人好心提醒，他却很不高兴。

从这事上，不难看出陶渊明性格上的缺陷。连仪表仪容都不注意，随性而为，这种性格的人谈何当个好官？

不过，大凡文人都死要面子活受罪，即便失败了也要找个漂亮的理由，陶渊明或许正是这样。混不下去了说自己是不想同流合污，这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至今仍被许多混不下去的人挂在嘴上。

陶渊明是买不起城里的房还是真想住到世外桃源？

上面叙述一通陶渊明官场事迹，目的是为了下面的分析——陶渊明选择去“世外桃源”的真正原因。

从史料上看，陶渊明系出名门，曾祖父陶侃是东晋的开国重臣，官至相当于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大司马[注: 大司马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官职名。《周礼》以大司马为夏官之长。西汉武帝刘彻于建元二年（前139）罢太尉，元狩四年（前119）始置大司马，加于大将军、骠骑将军号前，如大司马大将军，大司马骠骑将军。]；陶渊明的祖父则做过武昌太守，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陶渊明处于东晋“官二代”这个群体，虽然后来家道中落，但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陶家仍然有房有田。

但陶渊明除了不会当官，还不会理财，辞职回家后没有了工资（五斗米），一大家子要吃要喝，日常开销很大，生活上便逐渐困难起来。面对这种家境，死要面子的陶渊明，与在官场时一样，选择了逃避现实的办法，带着一家老小，离开了祖辈置下的“富人区”，到熟人看不见的庐山脚下，过起了简单的日子，即所谓“归隐”。其《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是这样写的：“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归隐之初，陶渊明尚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其时其心态还算轻松，诗中也写出了一份怡然自得和浪漫。可遗憾的是，这处“世外桃源”在他归隐后的第三年，即义熙四年（公元408年），一把大火将其房子烧毁了。

陶渊明可怜得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一家人只能寄住在一条破船上，度过初秋。试想，在这种情况下，陶渊明还能有经济实力到“城里”买房子？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又将家搬迁至“世外桃源”中的另一地方“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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