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是在生产关系推陈出新的吶喊声中上台的，尽管他怀有刷新政治的抱负，求治心切，几乎一登台便剪除祸国殃民的阉党集团，大力平反前朝的冤假错案，重新起用遭迫害而幸存的东林党人，竭力收拾知识分子人心，除旧布新，励精图治，但他没有(也不可能)顺应历史潮流，维护的是一个既专制独裁，又日趋腐朽没落的政权。再加上“朕即国家”这种封建理念赋予他的刚愎自用、多疑猜忌性格，以及走回头路(前朝宠信宦官，他在对官员大失所望后重蹈覆辙)，他的种种努力，注定不是付之东流，便是徒劳无功。

从他执政的第八年(1635年)开始，在随后的九年中，包括“绝命诏”在内，他一共下过六道“罪己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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