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如果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单靠个人的拍拍脑袋就出台政策，哪怕这个人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哪怕这个政策“看上去很美”，其难达初衷几乎是一定的。

本文摘自《南方都市报》2011年8月14日第AA29版，作者：黄波，原题：朱元璋的反腐制度建设为何落空？

提起反腐，现代人常会把“制度建设”四字放在嘴边。有人撰文，为了让文章更有说服力，又喜欢拿古代的事来做例证，动辄说中国传统社会只讲人治，所以，在反腐问题上，“制度建设”云云仿佛是一个极度稀缺的东西。

其实，这都是不折不扣的想当然。

设计出一种监察官吏的制度，使官员在监督之下奉公守法，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春秋战国[注: 春秋战国时期，旧制度、旧统治秩序被破坏，新制度、新统治秩序在确立，新的阶级力量在壮大。隐藏在这一过程中并构成这一社会变革的根源则是以铁器为特征的生产力的革命。]时期的“御史”一职已兼有监察的职责，到了秦朝，“御史大夫府”成为专门的中央监察机构，汉承秦制，在中央设御史府(台)，在地方设立十三部刺史，并开先河，制定了监察法规《监御史九条》和《刺史六条》。此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日益严密。

当然，古代的监察之权来自于皇帝的授予，它是完全服从于巩固皇权这一中心的。这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万变不离其宗的一个主要特色。但一朝自有一朝之特点，一君王自有一君王之个性，传统王朝中最具“特点”和“个性”的，当属朱元璋时代的监察官吏制度[注: 洪武十三年正月，诛丞相胡惟庸，遂罢中书省。其官属尽革，惟存中书舍人。]，像以下一些就是值得说说的：

设登闻鼓。“洪武元年，置登闻鼓于午门外”，这个鼓是专门鼓励百姓击鼓告状的，为了防止走过场，朱元璋命令一名御史每天在那里负责，凡民间有冤情，而地方官员又不受理的，当事人可以击登闻鼓，由御史带着上奏。

设巡按御史。巡按御史品级并不高，但权力很大，相当于钦差大臣，专门负责在各个地方巡视，遇到大事，直接向皇帝禀报，小事，则可以径行处理。

设置特务机关。“检校”、“锦衣卫”都是直接听命于皇帝的特务人员，任何官员都在其侦听、窥伺范围之内，等于皇帝的超级耳目。特务机关的主要作用是防止臣下图谋叛乱，但掌握其贪污不法的劣迹也会自然包含在内。

而在朱元璋创立的各项监察制度中，最有研究价值最耐人寻味的，当属“民拿害民官吏”制度。放到中国传统社会的背景下考察，“民拿害民官吏”堪称是一个重大的制度突破。

“民拿害民官吏”制度明载于朱元璋晚年制定的特种刑法《大诰》中。这一制度的出台，是因为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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