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认为，乾隆帝刚即位时，还在做一些笼络人心的事情，首先下令刑部将悬挂在菜市口枭示的汪景祺头骨取下“制竿掩埋”，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发配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亲属。为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的冤狱，乾隆帝暂时听从山东道御史曹一士“请宽妖言禁诬告折”，批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审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如果承审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狱的，以“故入人罪”论。不少文人纷纷上表称颂乾隆“上下无隐情”、“为政以宽缓”。

但是就在乾隆十六年孙嘉淦伪稿事发后，文字狱终于死灰复燃。

乾隆皇帝闻云贵总督奏报之后，认为这份伪奏稿假托廷臣名目，捏造皇帝批语，纯系大逆恶徒狂悖之举。但是，又不想公开追查此种直接把矛头对准他本人的激烈言辞，还因伪奏稿在其他处尚未发现，故追查也没必要全面铺开，于是责令步兵统领舒赫德及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湖北、湖南、贵州等省的督抚秘密缉访。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