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为了避免受到无度的权力剥削，主动向官员贡献“公礼”便成了众商民的理性选择。在这里，“公礼”起到了一种非正式协调官民关系的作用，官员借“公礼”兑现权力的附加值，商民则通过送“公礼”，对官府的权力运作达成某种相对稳定的预期。

（岑春煊 资料图）

本文摘自：南方都市报，作者：吴钩，原题为：《吴钩：晚清官场行贿为何完全公开化？》

清末，岑春煊被任命为广东布政司(主抓财政与人事的副省长)，到任不久，广州发生了一宗米案，原告是一位米商，向布政司衙门递了状子。岑春煊接过米商禀词，发现中间夹了一张40万两的银票(按清末白银购买力折算，40万两银相当于4000万元人民币)，岑春煊大惊，一问才知道这是“公礼”——— 当时广州的商民行贿官员，不似其他地方偷偷摸摸，而是公然进行，叫做送“公礼”。WWw.lsQn.Cn凡商民与官府打交道，必先送上“公礼”。

岑春煊是一名清官，坚决不收这“公礼”，谁知那告状的米商大为悲伤，心道：完了，新任布政司大人不收“公礼”，必不会为我主持公道了(章士钊《孤桐杂记》)。

米商为什么认为不收“公礼”的岑春煊不可能会秉公办案呢？原来彼时广州官场腐败已成常态，官员敲诈商民有如家常便饭，有个姓王的候补道[注: 清制，捐纳文职最高级为道员，捐纳得官后，赴吏部报到，等候吏部依法选用，称为候选。吏部再分发某部或某省，听候委用，称为候补。]员，仗着是两广总督谭钟麟(广东的一把手)的亲信，作威作福，当地商民“无不受其鱼肉”，甚至有的人家因受了他的勒索而毙命，但商民“慑其气焰，皆噤不敢言”(岑春煊自撰笔记《乐斋漫笔》)。

为了避免受到无度的权力剥削，主动向官员贡献“公礼”便成了众商民的理性选择。在这里，“公礼”起到了一种非正式协调官民关系的作用，官员借“公礼”兑现权力的附加值，商民则通过送“公礼”，对官府的权力运作达成某种相对稳定的预期。

我非常能理解那名米商的心情。他提起诉讼的米案，估计与官府盘剥米商有关。而他之所以敢打这个官司，其底气无疑建立在40万两银的巨额“公礼”之上。可是，他这回遇到了不收“公礼”的岑春煊，怎不叫他惊疑不定？坦率地说，换成是我，如果官员拒绝我的贿赂，我的第一个反应，肯定不是相信对方会是一名大公无私的青天老爷，而是更加惶恐不安：老爷不收礼金，到底会怎么不利于我？因为不收贿赂的官员将如何行使他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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