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的持续增长，这是前现代末期最明显的共时现象。在欧洲主要是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福利改善，降低了新生儿死亡率；在中国则是盛世滋丁、永不加赋的政策放松的产物。在传统生产方式下，劳动力投入是农业产出的决定性因素，所谓精耕细作、集中种植，都依赖于此；另一方面，人口繁衍也带来了需求的扩大，逐渐地，各省区之间开始根据某种比较优势，自发形成一定的产业集聚和功能区划。人口稠密的江南、两广一带俨然已大幅领先于广大中原、内陆地区，进阶到更高水平的发展阶段。康雍乾时期，面对人口的超增长（短短一个世纪中由一亿增至三亿人），倘若继续依循传统的治国理政模式，听凭小农经济自我调节，已明显捉襟见肘。康熙初步意识到人口问题的存在，试图以一种积极姿态加以应对，他说：“户口殷繁固是美事，然当预筹安养之策。”但康雍两朝，无非只是在“多予、少取”上做文章，永不加赋、摊丁入亩[注: 摊丁入亩是清朝政府将历代相沿的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的一种赋税制度。-tandingrumu]，却终究没有出台一套系统性的经济对策来应对史无前例的人口转变和它所对应的全新的人地关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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