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职衙署的吏员书办之类，按规定也得住在衙门里。倒不是国家有意照顾他们的生活，而是出于防止他们进出衙门泄露舞弊的考虑。这是汉唐时就通行的制度，《孔雀东南飞》述焦仲卿在庐江府当小吏，只有在休假时才得回家与妻子刘兰芝团聚，便是一个例证。

书吏们的宿舍，多盖在衙署大堂以南、仪门以内的两侧。明代嘉靖《江阴县志》记载县衙建制，谓“吏胥居庐则分列六房廊舍之后”，有一定的代表性。又嘉靖《南宁府志》卷4记载该府所属宣化、武缘、横州、永淳、上思、隆安共两州四县的衙门建设，多有“吏舍”一项，可知吏员应住机关宿舍，在明代还是普遍现象。吏员宿舍的多少，大约同在编吏员的人数有关。如万历《营山县志》卷2记县衙建筑共有“吏舍二十二间”，以每间居住三到四人计，推算该衙门约有七八十个在编制内的吏员。弘治《句容县志》卷2记该衙门的建筑，吏舍有40间，那么其在编吏数就可以一百四五十人推度了。

吏员的宿舍，多处在夹院位置，居住条件比内衙要差得多。如正德《新乡县志》卷2述该县衙署的吏舍，“墙不及肩，茅不蔽日”，不堪忍受者“甚有寄居市井的”，不过这又违背了严禁吏员在衙外住宿的制度。后来新知县到任，“遂废旧址，构新屋。以连计，七；以间计，六十有六，极为完美”。对吏员而言，此为碰上了关心下级生活的好领导；对领导而言，则是同时落实了规章制度，所谓两全其美。不过制度都是写在纸面上的东西，是否切实遵守又是一回事。比如《水浒传》里的宋江，不就是在“县西巷内讨了一所楼房”，包养了一个带丈母娘的小蜜阎婆惜吗?再往后他的同事张文远也和阎婆惜姘上了，“如胶似漆，夜去明来”，又是一个不守规矩的好押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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