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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员的读书风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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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3-03-21 22:21:33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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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和“周礼”)成为制度文明的内容，经过秦始皇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建立和汉武帝实行察举制度，朝廷对官员条件的要求有了相对进步性和公平性，德行才学成为其中的标准，以至“唯才是举”、“唯学是举”，到了隋唐，遂成为公开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注: 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这种考试制度主要是考察应试者对人文经典知识的记忆、理解和文字的组织能力，此后不读书者(不好读书者)不能为官成为定例，当然，这种古代士子的读书风气(与科举制度并为传统)，其优劣亦并存，它带来对其评判的一定困难，好读书与好官并非能够成为正比，如大贪官和珅就是一个饱读诗书的文人，不过，虽说好读书不尽然是好官，但劣官则一定是不喜欢读书的草包，此也无它，此类官员的主要兴致不在读书，而是那些污七八糟的东西，在他们的文化消费品中，书籍肯定是居于酒色之下的。三、时代气息和风气所向的特征。中国古代社会以节奏缓慢著称，不过，仔细考察的话，历史上也时不时形成某种“读书热”的现象，善于自觉反省的官员尤其如此，乃至形成风气，是之谓“时代意识”和“自我角色认同”，在历史上的转型时期，更是屡见不鲜。这也就是说：古代官员执政，官场的规则和潜规则之外，还依靠于汲取“间接经验”的阅读来提供自己给以智力资源和支持。
那么，古代官员的阅读，他们读的是些什么书呢？汉武帝“独尊儒术[注: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汉武帝开始图形。该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原貌。]”政策以及后来的科举制度实施之后，简而言之，就是一部“经书”(“四书五经”)，以及由此扩展而来的“四库”(经史子集)，前者应运于政事，后者则成就官员自身修养，如诗文等的陶冶。应当说，古代官员对读书的热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起过很大作用的，具体到这些“政治家”中的优秀的“文学家”、“艺术家”等等，从韩愈、柳宗元到曾国藩、左宗棠，从范仲淹、苏东坡到林则徐、魏源，可谓不一而足，从中也给我们留下许多不朽的印记，如一部《古文观止》中的《谏逐客书》、《过秦论》、《前后出师表》、《岳阳楼记》、《卖柑者言》等，以及一些脍炙人口的读书故事。如北宋寇准罢相后以刑部尚书知陕州，蜀帅张咏还朝时途经其地，寇准尽东道之谊，临别时问张咏：“何以教准？”张咏说：“《霍光传》不可不读也。”寇准不解其意，找书来读，读至“不学无术”四字，笑着说：“此张公谓我矣。”(后来相似的例子，如毛泽东嘱咐许世友四读《红楼梦》等。)
古为今用。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加强学习，这固然是要他们加强政治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学习，这是领导干部的职务所需，舍此无以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和政策、管理水平和专业文化素质，而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等知识的学习也在于提高自身的道德文化修养，如此才能更好地尽职尽责。然而，如今也有一些不好的风气，有的官员陷于“文山会海”和无聊的应酬客套之中，远离了书香，尽管有所谓“博士群体官员”的现象，“博士”头衔其实与读书毫无关联，有之，也常常表现为浅阅读(时尚的快餐文化)、负阅读(专门汲取书籍中的负面信息和负面“间接经验”，如《厚黑学》等，尤为“官场学”为烈)等等，而后者相比较于完全不读书的官员似更为可怕，因为他们的读书，不是为了志存高远，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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