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朝代也没什么过人之处。它的制度基本上是照抄明朝，只做了少量枝节性的修改，比如中央六部分设满汉两套官员，中枢机构添设了军机处。一则叠床架屋，平添了臃肿，一则跟明朝设内阁的初衷差不多，不过是给皇帝再添设了一个秘书班子。大多数地方，就是一味照抄，结果出了不少笑话。《大清律》上居然有关于卫所士兵的条文，而卫所制度在明末已经废除，清朝是没有卫所这种军事体制的。显然，清朝修律者的工作只是将《大明律》换了个封皮。被学者们津津乐道的秘密建储制度，实际上的效果怎样还很难说，因为这个制度的真正实行，不过三代，而咸丰以后的皇位继承，都由西太后一个人包办了。以区区三代来检验并且说明一种继承制度的优劣，显然不足以服人。至于说清朝的边疆政策的高明，所谓“明修长城清修庙”，好像清朝对待游牧民族的政策格外聪明，其实细究起来却并非如此。因为满族本身就是北方游牧或者游猎民族的一支，在入关之前，已经与蒙古等民族结成了牢固的同盟，提倡喇嘛教不过是维持其同盟的因素之一，既然明朝修长城所要防范的北方最主要的游牧民族已经变成了统治民族，那么自然不会有哪个傻瓜还会去修长城。即使退一步说，修庙的确比修长城高明，但利用宗教来维系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也并非清朝的发明。对于早先没有结盟关系的西北少数民族，即使如康熙、乾隆这样的“英主”，也照样安抚乏术，非动武不可。剩下的，像河政、漕政、盐政之类，清朝也无多创新，乏善可陈。大概清朝政治最为引人注意的地方，要算“滋生人丁永不加税”的赋税改革。显然，这种当年的善政，由于造成了中国人口空前的大增长，现在也再难说个好字。整个清朝的政治，虽然稳定持重，但却不可讳言地偏于保守。随便举个例子，漕运改海运是元代就提出并实行过的，但到了清朝议来议去，明知海运好得了不得，但就是不能改，最后被太平天国一闹，河道断了，才算改成海运，可是原来河运的机构却迟迟不肯撤销。
至于知识分子最为在意的思想文化，清朝就更难有可称道之处，在历朝历代中，清人的文网最密。明朝虽然也有文字狱，但大多不过是朱元璋阿Q心理作怪，自己头上长癞，总担心人家含沙射影，文字狱处理的也多是热衷于拍马逢迎的乡间小儒。而清朝的文字狱则不同，虽然也不乏捕风捉影的案例，但对于汉族士大夫固有的夷夏之防，却一向打得“稳、准、狠”，很有点“诛心”的感觉。这样一来，清代的思想文化难免不受牵累，远的不比，就是比明代都比不了。乾嘉朴学的学者虽然人多势众，但论思想整个加起来，也抵不上王守仁一个，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三位，虽然号称是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但实际上却是属于明朝的，他们对满清的异族统治至死持反对的态度。
那么，是不是清朝一点可以称道的地方都没有呢？当然不是。清朝也有其他王朝所难以企及的地方，这就是整整十代帝王，如果加上关外的两代就是十二代，没有真正的昏君，几乎所有的皇帝都比较勤政，至少都怕落个荒殆朝政的恶名，“从此君王不早朝”的事，谁也不敢做。这一点，跟相邻的明朝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明清之际，皇帝能做到这一点，的确是相当地不容易。我们知道，明代以前，大多数朝代都有宰相，王朝的行政事务是由宰相主持行政系统来处理的，皇帝虽然握有国家大事[注: 国家大事 拼音： 解释： 【词目】 国家大事 【读音】 guó jiā dà shì 【释义】 大事：重大事情。]的最后决定权，但他更多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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