挝鼓，就是搥击登闻鼓。登闻鼓汉代已有，悬挂在宫门口的公车署里。长吏失职，民有冤抑，总领四方吏民信访事务的公车署又不起作用，“则来击此鼓以达于王”，总之就是鼓声咚咚，直传大内，谁都瞒不住拦不下，人民的申诉便可及时上达天听了。宋代哲宗时，皇太后娘家欲在坟地上盖庙，户部尚书蔡京为讨好皇太后，规划将周边老百姓的田地房屋全占下来。不肯动拆迁的老百姓请求开封府主持公道，“又挝鼓上诉”，结果是蔡京被“罚金二十厅”。

上访者有多少是实现或接近实现上访初衷？

民众的越级上访上诉很难走出层层批转、官官相护、让老百姓绕来绕去绕不出头的怪圈

赴京上访机制齐全，途径多样，权利义务各有明文规定，真是花好稻好，但最终能有多少是实现或接近实现上访者初衷的呢？好像历代都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清代道光元年（1821年）八月，继位才一年的新皇帝抱怨说：现在来京申告的人络绎不绝，朕不可能都派大员查办，不得不仍交本省督抚处理，待奏报结果，“则诬控者十居八九”。虽说近日民情刁诈，常会出现诬陷捏造的事，但是总不会没有确实是含冤负屈希望伸张的人吧。而今冷静分析一下，又觉得这个“十居八九”的比例其实并不怎么令人惊讶：历史上任何时段上访者激速增加，一般总不脱藐视民瘼、因循瞻徇、推诿拖延、碌碌无位、官官相护、司法舞弊等缘故，这些恰恰都是官僚体制自身所无法克服的痼疾，既然制造上访和处理上访本质上是同一个机制，这个结果原本是可以预料的。

且拿诣阙、挝鼓、拦舆这些直快通道论，可以列举许多积极作用，还可以排比许多令人听之感动的事例，但是承担军国大计裁断的最高当局不可能总陷在这些事务里，所以虽说是直快通道，但绝大多数还得委托其他人处理。然则就这么一转手，七折八扣便势不可免。最常见的是因循敷衍，有照章办事的形式，无实心任事的效能。如唐代高宗时，交州都督郎余庆聚敛无度，民众诣阙控告，中央先后派过十个专使来调查，全受郎都督蒙弊，没能查知真实情况，最后还是委托广州都督陈善弘办案，才使其交代服罪，你说这十个中央专使是干什么的？

站在被民众投诉的地方官吏一边看，官官相护更是万年不易的传统。由于派专使出京查办成本太高等缘故，历代中央政权对于各地民众的越级上访上诉，绝大多数只能发还各地自行处理，所以很难走出层层批转、官官相护、让老百姓绕来绕去绕不出头的怪圈。

古代政府的截访招数

截访之事至晚北宋已有，清代的地方官最聪明，多以其他罪名先把赴京陈告者关起来

换一个角度看，等到中央受理民众投诉后层层批转下来，再求徇顾私情互为庇护，总嫌被动了一点，所以有些官吏应对民众赴京尚有更主动的措施，就是对上访者实行围追堵截，使之无法达到目的，简称截访。

截访之事至晚北宋已有，熙宁变法时期，主管河北路河防水利事务的中央特派员（制置河北河防水利）程昉在王安石支持下，大兴引水淤田工程。原武、雍丘等县的老百姓因为淤田淹毁了许多农田、房舍和坟墓，伤害秋稼，又无门投诉，便结成上访团去京师告状。程昉听说后，急忙命令这些县邑的领导赶紧把赴京上访团全部追回来，要处罚他们。上访团怕杖责，忙撒谎说我们去京城是要感谢政府引水淤田。结果是程昉的人替代上访团写了感谢信，再派两个吏员代表大家去京师登闻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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