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登闻鼓院简称鼓院，是宋初管理登闻鼓的机关，是受理向朝廷直诉案件的三个法定机关之一，专门受理诣阙投诉者的上诉状。-dengwenguyuan]投递。当时王安石开心得不得了，谁要是再指责程昉在河北瞎胡搞，他就能理直气壮地为之辩护了。以后，随着各方弹章交劾，淤田清水损害民田的真相终于为中央所知，发文件给当地农民免去一种税负作为补偿（《宋史》卷九十五），但是追截民众上访的官吏好像都没有被追究。

清代的地方官最聪明，多以其他罪名先把赴京陈告者关起来。盖基层百姓上访，一般多因州县官吏违法聚敛、科派勒折、漕粮浮收、侵蚀赈银等严重危害群众经济利益的劣政引起，但是以绝大多数乡野小农的经济能力、文化水准和社会阅历，千里迢迢赴京告状谈何容易？所以史料中所见清代农民越级上访，多是大家出钱湊盘缠，推举几个有点笔墨、见过世面的人，由他们带上众人署名画押的申状赴京投诉。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清代法律在认可人民上诉上访权利的同时，又有不许刁民“假地方公事聚众联谋、约会抗粮、聚钱构讼”，以及“代人捏写本状、教唆扛帮赴京”等罪名和刑罚，简直就像是为赴京投诉的准备过程度身定做似的，结果这些罪名都成了地方官截访的杀手锏，事实就是许多受众人“凑给盘费钱文赴京控告”的出头人物还没走进京门，就被州县当作聚众约会、敛钱构讼的“刁民”，申府申省，“严饬勒限严拿，不使稍有漏网”了。

话分两头，刁民确实有，比如北宋募民告官违法隐欺，不免被刁民钻空子，“或恐喝求财，或因报私怨”，最后只好停止有奖募告。再如朱元璋创建的鼓励老百姓将害民官吏直接揪送京师的规定，大概在实践中也有不少在当局看来是副作用的现象，所以到明仁宗继位后就改口了。讲透了这就是皇权与官僚的博弈，皇权不仅需要通过下情上达的管道掌握信息，也需要借助民众来加强对官僚的监督与控制，但同时又得防止刁民奸人趁机纠众滋事，挟制官府，扰乱统治秩序。这个制衡把握起来很不容易，官昏民刁，一头多压一点那一头就会翘起来，这就叫体制性尴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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